根据最新研究的政府角色与政策

引言

随着疫情、战争、人工智能革命等重大变化席卷全球，各国政府的判断和行动备受瞩目。不同国家面对问题时采取的方法和思路也存在很大差异。

政府和国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且似乎风险较高的话题，不易深入讨论。本文基于最新研究，从通用的视角整理政府的本质、其角色和目的、应该实施的政策等问题。希望本文能成为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评价当今政府动向，以及如何参与政治活动的指引。

政府的角色已在政治学、财政学、产业政策论和经济安全保障论中积累了大量讨论。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以下四点。

• 从动物群体到现代国家，将政府的角色作为一个连贯的系谱，从共同视角进行整理：财政学文献通常从现代财政国家开始讨论。本文回溯到灵长类群体、狩猎采集、农耕、首长制和早期国家，将7个时代按"概要·领导人选拔方式·承担的角色·财源·现代对应机制·与前一时代的变化"这6个相同视角进行排列。由此可以看出，政府的角色不是相互替换，而是逐层积累的，而且"谁选择领导人"决定了"政府做什么"。
• 将现代国家按5个视角分为7种类型，并展示每种类型的目的、角色和政策特征：理论和证据的整理往往忽视国家差异，一律同等看待。本文从政治体制、国家与市场、福利制度、财政结构、国家能力这5个视角将现代国家分为7种类型，并从目的、角色和政策3个方面整理了相同理论如何因类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优先顺序。
• 针对国家的6个目的，按权威、组织、财源、信息这4个角色统一列举政策：不仅将政府角色局限于"使用资金"，而是基于政策学的标准分类（Hood, 1983），以4个角色作为共同视角，为经济繁荣、安全与秩序、公正与安心、健康与教育、可持续性、自由与善治这6个目的分别列举了各角色在哪些政策上有所贡献。这种结构允许横向比较每个目的的政策，并提出"该目的能否通过支出以外的角色来实现"的问题。
• 从分领域单独制定的框架中提取了政策选择的共同骨架：成本效益分析教科书、政策分析指南、英美政府指南和医疗技术评估参考案例各有其独特的程序。本文并列这些内容，提取共同的8个步骤，涵盖3种定量化方法（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MVPF）以及无法定量化内容的处理方式（损益平衡分析、成本最小化、多标准分析），并配合具体案例以流畅的方式呈现。同时，本文概览了支撑这些政策的2010年代后半以来的研究动向。

政府的历史

政府制度究竟从何而来？早在人类拥有文字或国家制度之前，群居动物就存在着"维持秩序、调停争端、应对外敌"的存在，政府角色的原型由此而来。从历史看，政府的角色并非随着时代交替而改变，而是逐层积累的。

以下将用同样的6个视角整理这7个时代。

• 概要：该时代发生了什么
• 领导人的选拔方式：谁以何种根据领导集团
• 承担的角色：政府（或其相当机构）为集团提供了什么
• 财源：这些角色通过什么来维持
• 现代对应机制：以现代政府而言，相当于哪个组织或制度
• 与前一时代的变化

现在回顾历史。

动物群体：政府的生物学原型

• 概要：灵长类等群居动物拥有等级制（优势等级制），最高阶的个体（阿尔法）拥有食物和交配的优先权。但阿尔法不仅仅是"掠夺"。对黑猩猩的观察表明，阿尔法雄性作为第三方介入群体内争端，保护弱势方停止打斗进行"调停"（de Waal, 1982）。实验性移除这一调停行为（警务）会导致群体内攻击增加，毛发整理和游戏等合作关系破裂。高阶个体的秩序维护充当了整个群体受益的"公共商品"（Flack et al., 2006）。
• 领导人的选拔方式：身体力量是基础，但不仅仅限于此。黑猩猩的阿尔法通过与其他雄性的同盟获得和维持地位，失去同盟伙伴就会被推翻。"力量"与"凝聚支持的能力"的结合这一结构从这个阶段就已存在（de Waal, 1982）。在群体移动中，经常看到具有经验和知识的个体而非力量强大的个体引领前进（King, Johnson & Van Vugt, 2009）。
• 承担的角色：争端调停与秩序维护、防范外敌与防卫协调、迁移和觅食的决策
• 财源：食物和交配的优先分配
• 现代对应机制：警察局和法院（调停）、军队（防卫）、内阁和总统府（集团决策）

狩猎采集社会：人类选择不设置首领

• 概要：占人类历史9成以上的狩猎采集时代，人们以数十人的小群体（带状群）迁移生活。这种社会没有灵长类那样的等级制，极其平等。但这种平等并非自然产生，而是通过集团积极压制"试图成为首领的个体"，采用嘲笑、忽视、驱逐甚至极端情况下的杀害来维持。下层集团联合压制上层个体的现象被人类学家称为"反向优势等级制（reverse dominance hierarchy）"（Boehm, 1999）。近期研究表明，不同时期出现过平等和阶层化交替的案例，说明人类很早就"能够选择"集中或分散权力（Graeber & Wengrow, 2021）。
• 领导人的选拔方式：狩猎技能、经验和说服力带来的"威望（声望）"。人类地位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力量强制他人服从的"优势"，二是周围人自愿跟随具有优秀能力者的"声望"（Henrich & Gil-White, 2001）。狩猎采集社会的地位几乎完全通过声望途径获得，当获得威望的人试图用力量发号施令时，集团会压制这一行为。领导人随情况而变，不拥有命令权（强制力）。将成功归来的猎人故意贬低的"肉类贬抑"习俗（对带回猎物的猎人进行有意的贬低，猎人也不为自己的成果夸耀的习俗。19至20世纪，人类学家从世界各地狩猎采集民族和小规模部族社会的民族志记录中发现。）是防止突出个人获得权力的机制（Woodburn, 1982）。
• 承担的角色：共识形成与纠纷调解，以及通过分享提供保险。大型猎物不仅分给猎人家族，而是分配给整个集团。由于狩猎收获日变差异大，分享充当了"今天有收获的人支援明天无收获的人"的风险分散机制（Kaplan & Hill, 1985），成为社会保险的原型。
• 财源：没有税收，分配义务本身就是负担。这也是累进制的原型——"有者承担"。
• 现代对应机制：失业保险和公共救济（风险分担）、由协商体进行的决策（议会、理事会）
• 与前一时代的变化：领导人的根据从力量转向声望，集团转变为压制领导人的一方。保险功能被加入。

农耕与牧畜和定居：剩余、储存和不平等的开始

• 概要：约12,000年前开始的农耕和牧畜产生了可储存的谷物"剩余"。可储存的财富能够被积累、被掠夺，也能被课税。农耕转变和私有财产的成立相互强化，同时进行（Bowles & Choi, 2013）。从世界各地遗迹的住居大小推算不平等程度，农耕开始后不平等扩大，特别是在拥有役畜（用于劳动的家畜）的欧亚大陆明显（Kohler et al., 2017）。在牧畜社会，家畜作为可移动的财产成为掠夺和防卫的对象，武士型领导人随之崭露头角（Khazanov, 1984）。
• 领导人的选拔方式：拥有大量土地和家畜的家系族长或氏族（血缘）的代表。地位从个人能力转向"家"的财产，世袭的大门打开。在牧畜社会，战斗指挥能力备受重视。
• 承担的角色：所有权保护与边界争讼的裁定、共同储存与灌溉、开垦的协调、应对收获变动的储备、防范掠夺
• 财源：共同劳动（劳役）和向村落共同储存的缴纳。尚无货币或税收。
• 现代对应机制：土地登记所（所有权）、农业部（储备、农地）、灌溉和水利组合
• 与前一时代的变化："需要保护的财产"和"可被征收的剩余"出现，集团规模从数十人扩大到数百人。此外，狩猎采集社会最宝贵的资产是狩猎技能、地形和动植物知识、谈判力等"身体内在资产（embodied wealth）"，这些随本人死亡而消失，无法直接传给子女。而农耕牧畜社会最宝贵的资产是土地和家畜这样的"物质资产（material wealth）"，这些在本人去世后仍然存在，可以传给子女，因此父亲的积累成为儿子的起点。财富→人力（子孙或从者）→防卫力、掠夺力→更多财富这样的循环开始运转，不平等自然无法缩小。

首长制：分配者拥有权威

• 概述：农耕社会中最初出现的常设政治权威是"酋长（Chief）"。美拉尼西亚（大洋洲的岛屿）的"大人物"通过在宴会上慷慨分配自己积累的财富来获得名声和追随者。权威的来源不是暴力而是分配，一旦停止分配，追随者就会离去（Sahlins, 1963）。波利尼西亚的酋长制中地位是世袭的，酋长担负着从社区征收贡赋并进行再分配的常设角色（Service, 1962）
• 领导者的产生方式：大人物通过"慷慨"获得地位，酋长通过"血统"继承地位。在这个阶段，领导者的根据从个人素质（获得性地位）转变为出身（属性地位）。宗法谱系和神话（即意识形态）为世袭制提供了正当性。酋长的权力基础可分为经济（剩余物管理）、军事（防御和征服）、意识形态（仪式和宗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组合决定了向国家的过渡（Earle, 1997）
• 所承担的角色：征收并分配的再分配、通过宴饮和仪式实现社区整合、战争指挥、大型公共事业
• 财源：贡赋（收成的一部分）、劳动义务、战争掠夺品。"征收并分配"这一财政的基本流程在此阶段成为了制度
• 现当代的对应制度：税务部门和社会保障部（征收并分配）；在通过仪式实现整合（使数千人的群体认识到自己属于同一集团的行为）方面，有国家元首、国王和国家活动等
• 与前一时代的变化：领导者成为世袭并固定为常设地位。征收和再分配成为定期制度。人类学将其分为部落→部族→酋长制→国家的阶段（Service, 1962; Fried, 1967）

从早期国家到近代国家：文字、法律、谷物税，以及可进行借贷的财政制度（约5,000年前至18世纪）

• 概述：约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现了最早的国家。文字是为了记录税收和仓库而发明的，最古老的泥板大多是谷物、家畜和劳动的账册。国家诞生的地方不是土地肥沃之处，而是能种植谷物等易于储存和征收的作物的地方（Mayshar, Moav & Pascali, 2022）。最初的国家是"谷物国家"（Scott, 2017）。没有逃脱路线的土地上战争的加剧（Carneiro, 1970）和骑兵战争的压力（Turchin et al., 2013）促进了大规模社会的形成。之后，在16至18世纪的欧洲，火枪和常设军队导致战争费用急剧增加，正如"战争塑造国家，国家塑造战争"的总结所示，防御的必要性促进了征税和官僚制的发展（Tilly, 1990）。在17世纪末的英国，通过议会同意才能课税的制度建立了可靠的国债制度（传统的国王即使借入也可以拒绝偿还，因此无法期待偿还，但议会能够管理国王的课税，从而可以设定偿还资金来源，使得偿还成为可能），使得政府能够以低利率进行大规模借入（North & Weingast, 1989）
• 领导者的产生方式：世袭的国王。王权作为上帝的代理而获得正当性，继承由血统决定，但继承战争很常见。支持国王的官僚（书吏）通过书吏学校培训成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由血统选出的统治者"与"由能力选出的实务工作者"开始分离。进入近代后，征税需要身份制议会的同意，产生了"出钱者拥有发言权"的原则。而选择权仅限于拥有财产的少数男性
• 所承担的角色：通过城墙和军队进行防御，通过法典解决纠纷，灌溉和道路，通过谷物仓库应对饥荒。统治阶级要维持统治，需要四个条件：以人民乐于接受的方式使用征收的贡赋、维持公共秩序、拥有正当化统治的思想、控制对支配地位的挑战（Diamond, 1997）
• 财源：从谷物实物税、义务劳役、战争掠夺品、王室直属地，到近代的关税、消费税和国债。定居在某块土地上并每年持续征收的统治者有动机确保居民能够继续生产，因此对征税设定上限，保护他们免受其他盗匪侵害，并投资于道路和灌溉（Olson, 1993）。征税、合同执行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互相补充性发展，只有同时具备这些的国家才能长期繁荣（Besley & Persson, 2011）
• 现当代的对应制度：财政部、税务部门，司法部、法院，负责公共事业的各部委，粮食战略储备，国防部，议会（课税同意），国债市场
• 与前一时代的变化：文字记录、成文法、常设军队、专业官僚的完善，权威从"个人"转向"制度"。群体头领"以安全和秩序为对价获得分配"的结构制度化为税收和公共事业。以及课税需要被统治者代表的同意，政府能够通过信用借债

工业社会的国家：从夜警国家到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险（18至19世纪）

• 概述：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将政府的义务限定为国防、司法，以及"个人无利可图但对社会有益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三项（Smith, 1776）。19世纪上半叶，先进国家的政府支出仅占GDP的约10%，被称为"夜警国家（国家的角色如夜警般局限于国防、治安维护和私有财产保护等必要最小限度的职能，不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体制）"（Tanzi & Schuknecht, 2000）。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铁路、上下水道、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市场难以供应的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不断扩大，提出了经济越发展政府角色越扩大的"瓦格纳法则"（Wagner, 1883）。1880年代的德国首次制度化了疾病、工伤、老龄社会保险，产生了政府承担家计风险的"社会保险国家"的原型
• 领导者的产生方式：在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下，议会选举成为选择政府的主要手段。但选举权受纳税额或财产限制，英国在1832年改革后有权投票者仍不足成年男性的20%，日本1890年第一届总选举中仅占人口约1%。19世纪后期选举权开始扩大（法国1848年、德意志帝国1871年的男性普遍选举）。选举权扩大被解释为统治阶级为避免革命威胁而做出的让步（Acemoglu & Robinson, 2000），有权投票者的中位数越贫困，对再分配的要求就越强，政府就越庞大（Meltzer & Richard, 1981）。官僚从裙带关系和卖官转向考试选拔，基于规则和专业性的官僚制作为"合法统治"的工具得以确立（Weber, 1922）
• 所承担的角色：从国防、司法、警察和最小限度的公共事业开始，扩展到铁路、道路、上下水道、教育、社会保险、公共卫生和城市秩序
• 财源：从以关税和间接税为中心，转向所得税的全面推行（英国1842年确立、普鲁士1891年、美国1913年）和社会保险费，这些财源随经济增长而增加
• 现当代的对应制度：国防部、警察、法院，公务员委员会（通过考试选拔官僚），社会保障部和养老金、医疗保险运营机构，教育部，负责交通、通信的各部委
• 与前一时代的变化：选举成为选择政府的标准方法，选举权扩大将再分配需求纳入政治。政府不仅"保护"而且"支持"，并获得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作为支撑

20世纪以后的国家：总体战、福利国家、缩小，以及回归（20世纪至现在）

• 概述：两次世界大战使政府支出急剧扩大，战后也未回到战前水平。每次危机后政府规模上升并保持的现象称为"排挤效应"（Peacock & Wiseman, 1961）。经历1930年代大萧条后，政府创造需求以稳定经济的角色得到理论化（Keynes, 1936）。战后，以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1942年）为起点，先进国建立了涵盖养老金、医疗、失业、家庭津贴的福利国家，其形态分为北欧型、大陆型、英美型（Esping-Andersen, 1990）。先进国政府支出占GDP比从1937年的约24%扩大到1980年的约42%，增加部分大半是社会保障（Tanzi & Schuknecht, 2000）。政府为回应寻求公正和安心的选民而增加社会支出，但标准经济学理论预测其副作用是，税收会削弱工作意愿和投资意愿，增长应该放缓。然而即使社会支出从GDP的3%以下增加到25%以上，增长率几乎没有差异。这种理论预测的代价在数据上几乎看不到的谜团被称为"免费午餐悖论"，其原因被认为是，高福利国家以消费税等增长友好型税收征集财源，并与托儿所和职业培训等促进就业的给付相结合。重要的不是福利规模，而是征集和分配设计的含义（Lindert, 2004）。在东亚，政府选择和培育产业的"发展国家"主导了高速增长（Johnson, 1982）。经历1970年代的滞胀后，对"政府失灵"的批评加强，1980年代开始推进民营化、放松管制、导入市场原理，英国的通信、煤气，日本的通信、铁路、专卖事业实现了民营化。但2008年金融危机使各国采取银行救援和大规模财政刺激，"小政府"时代事实上结束。其后欧洲的紧缩政策被反思为对乘数（政府投资对国民收入的效果倍数）的低估（Blanchard & Leigh, 2013），2020年疫情中美国单独出台了约5万亿美元的对策，日本也超过70万亿日元。2022年以后，在地缘政治紧张为背景下，以经济安全为名义的产业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回归，仅2023年一年就推出了超过2,500项措施（Evenett et al., 2024）
• 领导人的选择方式：总体战（国家或组织动员其拥有的所有人力、物质和精神力量进行的战争形态）需要全民动员，作为回报，选举权扩大到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成年人（英国1918年·1928年、美国1920年、日本男性1925年·女性1945年）。与此同时，一党掌控国家的全体主义道路也应运而生。战后，大众民主制得以确立，与此同时中央银行、经济计划机构、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等未经选举产生的专家的作用不断扩大。1980年代以后，货币政策从政治中剥离，中央银行独立性（为了不受短期政治考量和选举对策的影响，维护中长期物价和经济稳定）成为世界标准，另一方面权力向首相或总统集中。2008年以后，由于对现有政党和专家的不信任，民粹主义兴起（Norris & Inglehart, 2019），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削弱司法和媒体独立的"民主衰退"现象在世界各地出现（Levitsky & Ziblatt, 2018）。谁应该做决定——经选举产生的政治家、经考试选拔的官僚，还是独立的专家——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开放状态。
• 承担的角色：除了战争和经济稳定外，养老金、医疗、护理、教育、产业政策和公共投资成为了主要任务。1980年代以后，政府角色从直接供给转向监管和监督，公营企业民营化，角色不断缩小和重新定义；但2008年以后，危机时期的巨额支出、供应链和重要物资的确保、碳中和方向的引导、儿童和人力资本投资等新内容被加入，政府承担起了"形成"市场和提供韧性这一新角色。
• 财政来源：从累进所得税急速扩大和战时国债、中央银行购买国债，转向社会保险费、所得税、法人税、增值税（法国1954年）。1980年代以后依赖于减税、民营化收入和消费税以及财政规则，2008年以后转向大规模国债发行和中央银行购买、以碳价格作为未来财源的转型债券、国际合作设定法人税下限。
• 现在相应的机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稳定化）、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运营机构、产业和经济部、民营化的原国营企业和监管机构、经济安全保障部门、推进碳中和转型的机构、统合儿童政策的部委、数字政府部门。
• 与前一时代的变化：普遍选举制度完成，政府对经济本身承担责任，社会保障成为支出最大项目，政府规模达到GDP的40%。经历了第一个有意缩小政府角色的时代之后，每次危机时政府角色再度扩大的"转移效应"再次出现，虽然角色在增加，但利率上升使财政约束变得明确。

政府角色演变总结

• 从历史来看，政府的角色是"仲裁和防卫（群体）"→"通过分享进行保险（狩猎采集）"→"保护所有权和储备（农业）"→"征收和分配再分配（酋长制）"→"防卫、法律、公共事业、储备以及可以借债的财政（从早期国家到近代国家）"→"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险（产业社会）"→"景气稳定化、福利、产业育成、缩小，以及市场形成和韧性（20世纪以后）"，逐层积累以应对各时代的课题。除了试图缩小的时代外，旧的角色并未消失，新的角色则叠加其上。
• 结果是，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如今已达GDP的40%左右（美国约40%、日本40多%、法国超过50%）。多数国家支出的最大项目是社会保障，这是19世纪后期萌芽、战后增加的一层。
• 不过，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不是趋向100%，而是受政治上的限制（税负超过一定程度会引起选民反感）和经济上的限制（税率越高，工作意愿和投资意愿的下降就越加速化）的影响，在40～50%台随着人口老龄化缓慢上升。

现代国家的分类

作为以上积累结果而存在的现代国家并无单一形态。即使用同一个"政府"词汇，做什么、为谁做、用什么来支撑，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

分类的5个角度

• 政治体制（谁来选择）：领导人如何被选择和更替
  • 民主制：领导人通过竞争性选举而更替。进一步分为多数派单独决策的"多数决型"（英国、美国等两党制）和需要多方势力同意决策的"协商型"（比例代表制和常态联合政权的北欧及大陆欧洲），协商型倾向于拥有更充分的福利（Lijphart, 1999）。
  • 竞争性权威主义：虽然举行选举，但媒体和司法存在偏见并不公平，实际上难以实现政权交替（Levitsky & Way, 2010）。
  • 权威主义：不举行竞争性选举，领导人由政党或王族等封闭群体内部决定。根据近年民主指标，世界人口约70%生活在这类制度和竞争性权威主义制度下（V-Dem Institute, 2025）。
•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多大程度上依靠市场）：谁来协调企业的资金融资、劳资关系和技能培养（Hall & Soskice, 2001）。
  • 自由市场型：通过股票市场、流动劳动力市场和通用技能教育，由市场竞争进行调整。
  • 协调型：通过银行、行业协会和劳资团体的长期谈判以及企业特有的职业培训进行调整。
  • 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或控制主要企业，掌握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Bremmer, 2010; Musacchio & Lazzarini, 2014）。
• 福利体制（如何支撑）：政府、市场和家庭中哪一个来承担生活风险（Esping-Andersen, 1990）。
  • 自由主义型：以市场为基础，政府用包含收入和资产审查的最低限度给付来补充。
  • 保守主义型：通过职域社会保险来维持工作时的地位和收入水平。
  • 社会民主主义型：为全体居民提供普遍给付和服务，目标是缩小贫富差距。
  • 生产主义型：将福利从属于经济增长，优先安排教育等生产性支出，将许多事务委托给家庭和企业（Holliday, 2000）。
• 财源结构（用什么来支撑）：政府收入的来源是什么
  • 税收国家：从国民和企业征收税和社会保险费。根据主要财源有所不同，分为以所得税为中心（自由市场型）、包含增值税的全方位（北欧）、以社会保险费为中心（大陆欧洲）三种。
  • 食利国家：石油等资源收入或来自国外的援助（食利）占政府收入的大多数。不依赖税收的政府无需国民同意，因此难以建立代表制，这是众所周知的（Beblawi & Luciani, 1987; Ross, 2001）。
• 国家能力（能否行使职能）：执行征税、执法和提供服务的"能力"高低，以及议会、司法和市民对国家进行约束的"制约"强弱这两个轴的组合。Acemoglu & Robinson（2019）借用霍布斯在比喻国家权力时使用的海洋怪兽"利维坦"（Hobbes, 1651）为4种类型命名。这虽然是作者独创的称法，但对应于Mann（1984）以来区分国家"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的标准2轴。
  • 能力强、制约也强（戴枷的利维坦）：自由与繁荣相统一的唯一类型，作者将通往这一状态的道路称为"狭窄走廊"。
  • 能力强、制约弱（专制的利维坦）：可以实现秩序和投资，但缺乏制止权力滥用的机制。
  • 表面完整但能力弱（纸老虎利维坦）：有法律和组织，但执行是任意的且不彻底。
  • 本身没有能力（缺失的利维坦）：存在治安和征税无法覆盖的地区。

将这5个角度组合起来，现代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7种类型。

自由市场型国家

• 5个角度的位置
  • 政治体制：民主制（多数决型较多）
  • 国家与市场：自由市场型
  • 福利体制：自由主义型
  • 财源结构：税收国家（以所得税和法人税为中心）
  • 国家能力：能力强且制约也强
• 概要：以市场竞争为基础，政府角色限定在规制和安全网。最强地保留了19世纪夜警国家系统的类型。
• 领导人的选择方式：通过竞争性选举。多数决型（英国、美国等）较多，每次政权更替时政策容易大幅摇摆。
• 承担的角色：国防、司法、竞争政策、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再分配以包含收入和资产审查的有限给付为中心。
• 财源：以所得税和法人税为中心，增值税低或不存在。政府支出占GDP的35～45%。
• 代表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
• 优势和课题：新陈代谢快，在创新和就业创造上表现强劲。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大，医疗等基础服务的获取容易出现差异。近年来美国的芯片法案和《通胀消减法案》等表明，即使是这一类型的国家也出现了向产业政策回归的现象。

社会民主主义型国家

• 5个角度的位置
  • 政治体制：民主制（协商型）
  • 国家与市场：协调型
  • 福利体制：社会民主主义型
  • 财源结构：税收国家（所得税、增值税、社会保险费均为高水平）
  • 国家能力：能力强且制约也强（能力和社会信任均处最高水平）
• 概要：以高度社会信任和劳资协调来支撑普遍福利和高税负的类型。政府支出规模最大，但不妨碍市场竞争和企业的新陈代谢。
• 领导人的选择方式：比例代表制下的协商型民主制。联合政权是常态，政策连续性高。
• 承担的角色：从托儿所到高等教育的免费人力资本投资（②·③）、充分的所得保障和积极就业市场政策（③）、透明度高的行政（①）。
• 财源：所得税、增值税、社会保险费均以高水平征收，政府支出约占GDP的50%。挪威将石油收入隔离到政府养老金基金（管理资产超过1.7万亿美元），与财政相分离。
• 代表国家：瑞典、丹麦、挪威、芬兰。
• 优势和课题：贫富差距小，女性就业率和社会流动性高。国家规模小、人口同质性高的条件依赖性强，在移民增加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

保守主义·公司主义型国家

• 五个视角的定位
  • 政治体制：民主制（协商型或混合型）
  • 国家与市场：协调型
  • 福利体制：保守主义型
  • 财源结构：税收国家（以社会保险费为中心）
  • 国家能力：能力强且制约也强
• 概要：以19世纪俾斯麦型社会保险为起点，通过职业部门保险维持生活水准的类型。由劳资团体与政府的谈判（法团主义）来调整经济
• 领导人的选择方式：比例代表制或混合制民主制。劳资团体、州政府等众多否决权力掌握者存在
• 承担的角色：年金、医疗、失业社会保险，职业培训和产业基础设施，向欧盟这一超国家框架委让部分主权
• 财源：对社会保险费的依赖很大，劳动成本高。政府支出占GDP的45～57%（法国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 代表性国家：德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
• 优势与课题：制造业和职业培训优势明显，就业稳定。另一方面，社会保险费推高了就业成本，年轻人和非正规职工容易被制度排斥。财政规则受欧盟共同框架束缚，2024年改革和防卫费豁免条款成为焦点

东亚开发型国家

• 五个视角的定位
  • 政治体制：民主制（日本、韩国、台湾）到长期一党支配（新加坡）
  • 国家与市场：协调型（国家主导传统强）
  • 福利体制：从生产主义型出发，随高龄化接近保守主义型
  • 财源结构：税收国家（税负担较低，社会保险费急增。新加坡采强制储蓄）
  • 国家能力：能力强且制约也强（通过考试选拔的官僚制能力强）
• 概要：战后开发国家（第二章的"福利国家与开发国家"）的系统。政府选择培育产业的能力与委托家族和企业承担大部分事务的小规模福利相结合
• 领导人的选择方式：日本、韩国、台湾通过竞争性选举实现民主制，新加坡虽有选举但一党长期支配。各国均拥有通过考试选拔的强大官僚制
• 承担的角色：产业政策和基础设施、教育、经济安全保障。福利从附属于增长的"生产主义型"出发，但因高龄化而急速扩大
• 财源：税负担在发达国家中较低，政府支出占GDP的25～45%。日本因高龄化导致社会保障膨胀，接近大陆型水平。新加坡通过强制储蓄（中央公积金）供应福利，将政府支出控制在GDP的2成弱
• 代表性国家：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
• 优势与课题：官僚制能力和长期产业战略优势明显，在半导体等战略产业拥有全球地位。另一方面，人口急速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基于小规模福利前提的财政结构无法维持，面临短期内从"开发国家向福利国家"转换的压力

国家资本主义·权威主义型国家

• 五个视角的定位
  • 政治体制：权威主义（党内选拔）
  • 国家与市场：国家资本主义
  • 福利体制：四类型之外（城乡、正规与非正规间分割的有限福利）
  • 财源结构：税收国家加上国有企业收益和土地收入
  • 国家能力：能力强且制约弱
• 概要：共产党等单一政治组织掌控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或国家系基金支配主要产业的类型。市场可以使用，但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由党和国家掌握
• 领导人的选择方式：党内选拔和晋升。不存在竞争性选举，领导人更替由党的内部规范决定
• 承担的角色：最大规模实施产业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治安和国防投入大量资源。福利在城乡、正规和非正规间差异很大
• 财源：国有企业利润、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银行的信用配置。预算外资金很大，政府实际规模大于统计数据。中国的产业支持估计为GDP比约4%（IMF, 2025）
• 代表性国家：中国、越南、俄罗斯（资源依赖强的特点也带有租赁国家性质）
• 优势与课题：能够迅速大规模执行长期投资，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取得压倒性成果。另一方面，资本配置低效、过度投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选举无法发挥纠正作用导致政策僵化是课题

租赁国家

• 五个视角的定位
  • 政治体制：权威主义（世袭王政等）
  • 国家与市场：接近国家资本主义（国营资源企业和政府系基金为核心）
  • 福利体制：四类型之外（资源收入配分和公共部门雇用提供生活保障）
  • 财源结构：租赁国家
  • 国家能力：能力强且制约弱（海湾国家行政能力强，但社会制约弱）
• 概要：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收入（租金）占政府收入大头，无需从国民征收太多税的国家。与"无税则无代表权"相反，不征税因此对代议制的压力也弱（Beblawi & Luciani, 1987）
• 领导人的选择方式：王族世袭（海湾国家）或通过资源收入获得支持的权威主义领导人。资源收入越多的国家民主化越晚的趋势已被证实（Ross, 2001）
• 承担的角色：将资源收入分配给国民、公共部门雇用、能源食品补贴、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国防
• 财源：资源收入和政府系基金运营收益。许多国家不征个人所得税。海湾国家自2018年起引入增值税，探索向资源后税收国家过渡
• 代表性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挪威也拥有资源收入，但在税收国家制度基础上加载基金，性质不同
• 优势与课题：财政余力大，能够进行大胆投资（如沙特阿拉伯的"2030愿景"）。另一方面，资源价格依赖、民间部门不发达，以及从"分配政府"向"征收政府"转换的困难是课题

新兴·低收入型国家

• 五个视角的定位
  • 政治体制：民主制到竞争性权威主义跨度很大
  • 国家与市场：混合（国家主导部门与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并存）
  • 福利体制：有限且非正规（依赖家族和社区）
  • 财源结构：税收国家但征税能力弱，依赖援助、资源收入、开发融资
  • 国家能力：表面整备但能力弱（纸老虎），或能力本身缺失（不存在）
• 概要：征税、执行法律、提供服务的能力本身受到制约的国家。制度形式从发达国家引入，但实质不伴随的"形式模仿"容易发生（Andrews, Pritchett & Woolcock, 2017）
• 领导人的选择方式：多数是选举制国家，但政党按地域、民族、宗教组织，选举易成为资源配分的争夺
• 承担的角色：以基础教育、卫生、道路、电力为中心，但供应跟不上需求。有些国家维持治安本身就是课题
• 财源：税收仅占GDP的1～2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15%作为开发转折点），非正规经济占就业人口过半。援助、资源收入、开发融资是重要财源
• 代表性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尼日利亚、肯尼亚、孟加拉国等（发展阶段跨度大）
• 优势与课题：拥有年轻人口和高增长潜力。印度的生物识别身份证和即时支付网络这样的例子表明，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跨越先进国家直接提升国家能力。另一方面，征税和执行能力是财政的所有前提，"执行能力"问题在这类型最尖锐地呈现

从分类来看的现象

• 政府规模（以GDP比支出计）在类型间存在2成弱到6成近的3倍以上差异。"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这样的问题本身没有答案，只有在什么样的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文脉中才有意义
• 类型不是固定的。东亚开发型国家因高龄化接近保守主义·法团主义型国家，自由市场型国家回归产业政策，租赁型探索向税收国家过渡，国家资本主义型因增长放缓而面临配置效率的质询

政府的目的

令人向往的样貌因国家而异。这样的国家目的写在宪法和国家战略中

美国宪法序言开列"正义、国内安宁、共同防卫、一般福利、自由"，法国为"自由、平等、友爱"，日本国宪法为"生命、自由及幸福追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2015年）通过17个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尝试国际共享国家应追求的样貌

关于如何测量目的，仅用GDP不够的共识在扩大。提出应以人能够"做什么"（潜能）而非收入来衡量富裕的建议（Sen, 199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起公布合成收入、寿命、教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基于提议在政策评价中加入经济成果外的健康、教育、环境、主观幸福的报告（Stiglitz, Sen & Fitoussi, 2009），经合组织整备了11个领域的"美好生活指标"（OECD, 2011）

列举国家目的的框架在政治思想、经济学、国际机构中各自存在。按出处并列主要框架如下

• 美国宪法序言的6项目的（1787年）：更完善的联邦、正义、国内安宁、共同防卫、一般福利、自由
• 政府的3项义务（Smith, 1776）：国防、司法、公共事业·公共设施
• "五大巨兽"（Beveridge, 1942）：克服贫困、疾病、无知、肮脏（住房）、懒惰（失业）
• 财政的3项功能（Musgrave, 1959）：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经济稳定化
• "政治财产"的阶层（Rotberg, 2003）：安全→法治→政治参与→医疗·教育→基础设施→货币·金融监管
• 国家的10项功能（Ghani & Lockhart, 2008）：法治、合法暴力独占、行政管理、财政管理、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社会政策的公民权、基础设施、市场形成、公共资产管理、公共借入
• 幸福的8个维度（Stiglitz, Sen & Fitoussi, 2009）：物质生活水准、健康、教育、包括工作在内的个人活动、政治发言权和统治、社会联系、环境、经济和物理安全
• 更好生活指标的11个领域（经合组织，2011）：住房、收入、工作、社区、教育、环境、市民参与、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工作与生活平衡
•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五个P"（联合国，2015）：人（People）、地球（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平（Peace）、伙伴关系（Partnership）
• 繁荣指数的12个支柱（Legatum研究所，2023）：安全、个人自由、治理、社会资本、投资环境、商业环境、基础设施与市场准入、经济质量、生活条件、健康、教育、自然环境
• 世界治理指标的6个维度（Kaufmann、Kraay & Mastruzzi，2011）：言论与问责、政治稳定、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反腐败

这些框架虽然出发点和粒度各不相同，但存在共同出现的维度，本文主要围绕以下6个目标进行整理。

• 经济繁荣：人们拥有让生活富裕的经济
  • 对应框架：宪法序言"一般福利"、SSF"物质生活水准·工作"、经合组织"收入·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繁荣"、Legatum"经济质量·商业环境"
  • 指标：人均GDP、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实际工资中位数、潜在增长率
  • 政府干预的根据：纠正市场失灵、提高供应能力
• 安全与秩序：保护人们免受外敌、犯罪、灾害和供应中断的威胁
  • 对应框架：宪法序言"国内和平·共同防卫"、亚当·斯密"国防"、Rotberg"安全（首要政治商品）"、SSF"物理不安全"、经合组织"安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平"
  • 指标：谋杀率·犯罪被害率、灾害死亡人数与经济损失、国防力、重要物资供应中断风险、全球和平指数
  • 政府干预的根据：纯粹公共商品、抵御力
• 公正与安心：将收入和机会差距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为风险提供保障。住房和社会联系也包含在此
  • 对应框架：宪法序言"正义"、贝弗里奇"贫困·懒惰·肮脏"、Musgrave"再分配"、SSF"经济不安全·社会联系"、经合组织"住房·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人"
  • 指标：基尼系数、相对贫困率、儿童贫困率、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保险覆盖率
  • 政府干预的根据：再分配（社会价值判断）、保险市场失灵
• 健康与教育：人们能够长寿、健康生活并充分发挥能力
  • 对应框架：贝弗里奇"疾病·无知"、Rotberg"医疗·教育"、Ghani & Lockhart"人力资本投资"、SSF·经合组织·HDI的"健康·教育"
  • 指标：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婴儿死亡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成绩、受教育年数、人类发展指数（HDI）
  • 政府干预的根据：人力资本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价值商品
• 可持续性：不向后代留下环境、财政和人口债务
  • 对应框架：SSF·经合组织"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地球"、Ghani & Lockhart"财政管理·公共借贷"、Legatum"自然环境"
  • 指标：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可再生能源比例、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与利息支出、出生率与人口动态、基础设施健全度
  • 政府干预的根据：代际外部性、后代无法参与市场与选举
• 自由与良好治理：人们的自由得到保护，政府能力强、值得信赖、承担责任
  • 对应框架：宪法序言"自由"、亚当·斯密"司法"、Rotberg"法治·政治参与"、Ghani & Lockhart"法治·暴力垄断的合法性"、SSF"政治言论与治理"、经合组织"市民参与"、Legatum"个人自由·治理"、世界治理指标6个维度
  • 指标：自由民主指数（V-Dem）、法治指数（世界正义项目）、腐败认知指数、对政府的信任（经合组织调查）、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标（Kaufmann、Kraay & Mastruzzi，2011）
  • 政府干预的根据：国家能力与制约的平衡、抑制政府失灵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 目标之间既存在权衡也存在互补：安全与自由、增长与环保、效率与公正常常相互对立。另一方面，缩小差距能促进可持续增长（Ostry、Berg & Tsangarides，2014），对儿童的投资同时满足公正与增长（Hendren & Sprung-Keyser，2020）等互补关系已被证实。优先考虑同时有利于多个目标的政策，是第10章所示选择原则之一。
• 目标的权重由政治决定：理论无法确定应该强调哪些目标以及多大程度地强调。这些年来，谁选择领导人就由谁来决定这个权重。
• 指标会被操纵：当指标成为目标时，就会出现指标改善但实际情况不变的问题（古德哈特法则）。学力测试成绩、犯罪认知案件数、为提高GDP的公共事业支出就是典型例子。需要把多个指标结合起来，定期进行审视。

政府的角色

当确定了国家的目标后，政府就会承担实现这些目标的责任。本部分具体阐述政府如何承担目标的实现，即政府的角色。

政府角色的分类

政府是什么样的存在？在政策学中，对政府可用的手段进行分类的标准方法是按照"政府拥有的资源"的类型进行分类。应用最广泛的Hood（1983）框架将政府资源分为4类。

• 权威（Authority）― 制定规则并强制执行：通过法律命令、禁止、许可的力量。包括立法、监管、许可·资格认证、标准、司法、竞争政策。合同和产权保护也属于此类。
• 组织（Organization）― 直接供应服务：政府自身拥有人员和设施进行的活动。国防、警察、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养老金运营、统计机构
• 财源（Treasure）― 分配和筹集资金：通过补助金、给付、贷款、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来激励行为，反过来通过税收·社会保险费·国债来筹集资金。本文的"财源"包括分配和筹集两个方面。
• 信息（Nodality）― 整理和协调信息：政府充当社会信息枢纽的作用。包括统计发布、警告、披露义务、标准设定、信息传播。金融政策、外交·贸易谈判、危机应对等"协调"活动是以信息为轴心结合其他资源的活动，本文将其归入此类。

政策工具还有其他分类方法，但都可以归纳为这4类。规制（惩罚）·经济手段（激励）·信息（劝说）的3分类（Vedung，1998）对应权威·财源·信息。市场自由化、补助与税收、规则设定、非市场供应、保险的5类型（Weimer & Vining，2017）分别对应信息·权威、财源、权威、组织、财源。列举从直接供应到税收支出、凭证、信息提供等14种工具的分类（Salamon，2002）也都可以分为这4类资源。世界银行从供应纯粹公共商品等最低限度的职能，到应对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以及协调民间活动和再分配等积极职能进行分层整理（World Bank，1997），但这是"为了什么"的分类，更接近国家的目标。

为什么需要政府（市场失灵）

市场在分配许多商品和服务方面效率很高，但存在几种无法正常运作的情况。政府介入资源配置的正当性传统上源自这种"市场失灵"。

公共商品与集体行动

• 像国防和司法这样的商品，一个人使用不会减少他人的使用（非竞争性），无法排除不付费的人（非排除性），如果留给市场，供应会不足（Samuelson，1954）。如果不付费也能获益，那么没有人愿意付费，这就是"搭便车"问题。政府成为供应这类服务的主体。
• 如果所有人都合作就所有人都受益，但对个人来说合作不如不合作有利的情况被称为"集体行动问题"（Olson，1965）。例如，如果周围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一个人即使为了避免副反应风险而不接种也能得到保护，但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群体免疫就会崩溃。在气候变化中，一个国家减少排放，但其他国家不减少，效果就微乎其微，而成本却要自己承担。这些都是集体理性行动与个人理性行动出现偏差的情况。在政府历史的章节中，群体仲裁（巡捕）是这个问题由高等级个体解决的例子。可以说政府是通过强制力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装置。

外部性

• 基础研究和公共卫生等受益范围广泛超出投资者本身的活动，如果仅按私人利益判断，进行的量会少于社会最优水平。反之，污染等一部分成本由他人承担的活动，因为本人承担的成本减少了，会进行超过社会最优水平的活动。如果工厂不承担污染对邻近地区的损害，工厂就会继续生产在社会上本不应生产的产量。
• 经典的解决方案是根据外部性大小进行征税或补助（庇古税·补助）。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费用较小，仅仅明确产权就能让市场解决外部性（Coase，1960）。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角色不是"花钱"，而是规定权利并降低交易成本。

信息不对称

• 卖方和买方中一方知道商品质量或风险，而另一方不知道。二手车市场分析是经典案例，当买方无法分辨车的好坏时，好车的卖方无法以合理价格售出而退出市场，只有质量差的车留下来，市场本身也随之萎缩（Akerlof，1970）。医疗经济学是围绕这个问题来体系化的（Arrow，1963）。
• 逆向选择：如果医疗保险自愿加入，病情可能严重的人往往加入，健康的人不加入。保险公司提高保费后，健康人进一步退出，最后保险制度崩溃。要防止这种情况，只有强制所有人加入，这是公共医疗保险和强制加入养老金的理论依据。许多国家的全民医保制度就是对逆向选择的制度性回应。
• 道德风险：加入保险后，本人对风险变得不谨慎，或过度使用服务的问题。在医疗中，患者不再关注费用，而医生掌握的信息比患者多，可能创造需求进行过度诊疗。自付比例或诊疗报酬的设计就是抑制这个问题的工具。
• 金融：银行用随时可提取的存款进行多年才能收回的贷款（期限转换）。通常没有问题，但如果所有人都认为"别人会来提取"，先到先得的窗口制度就会导致每个人都理性地加快提取速度，银行被迫抛售贷款，即便健全的银行也会破产。由于破产的原因不在银行的内部，而在存款人的预期本身，民间承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Diamond & Dybvig, 1983）。防止这种情况的办法是存款保险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

自然垄断

• 规模经济（生产越多单价越低）存在于大多数产业。自然垄断是指其中由一家公司供应整个市场比两家或更多公司供应更便宜的情况。
• 关键不是规模经济的大小，而是"平均成本停止下降的规模（最小效率规模）"相对于"市场整体需求"有多大。面向世界市场的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即使规模经济巨大，仍有多家效率高的企业并存。而供水和电网市场在地理上是封闭的，成本几乎全部来自管道和电线等设施的固定成本。
• 网络产业的本质是密度经济。供水管铺设费用取决于铺设距离而非客户数量，因此同一城镇内两家企业进入会使成本加倍，而需求不会增加。正因如此，一家企业供应一个区域总是成本最低的。但一家企业的最优规模范围（城市级、地区级还是国家级）是实证问题。关于供水的研究多表明超过地区规模后成本就不再下降，这正是许多国家按地区划分运营商的原因。
• 另一个关键是沉没成本。地下管道即使退出也无法收回，因此即使垄断企业收费很高，新进入者也不会出现。即使固定成本很大，如果还没有沉没（飞机可以改飞其他航线），进入威胁就能约束垄断企业（Baumol, Panzar & Willig, 1982）。固定成本大小决定了"一家是否更便宜"，沉没成本大小决定了"是否可以放任这一家企业"。
• 应对方式不仅限于公有制。有公共所有、民营所有配合价格管制（英国供水、美国电力）、限期运营权委托（法国供水）、以及设施与使用分离（发电和零售竞争，仅送电网管制）等选择。许多国家基于"只有管道和电线部分是自然垄断"的认识，将其上层服务向竞争开放。

不完全竞争和市场支配力

• 即使不是自然垄断，少数企业如果拥有价格支配力，价格就会上升，供应就会减少。竞争政策（反垄断法、企业合并审查）是对此的规制。产业政策的成功条件之一是"维持竞争"（第4章），原因也在于此。

市场无法回答的问题

• 即使没有市场失灵，市场结果也不一定公正。所得和机会的分配应该纠正到什么程度，这不是效率问题，而是社会价值判断问题，这是再分配的根据。
• 对于教育和文化等社会认为"应该比个人需求消费得更多"的商品，Musgrave称之为"价值商品（优惠商品）"。近来，鉴于人们会因短期诱惑或信息过载而做出有损自身利益的选择，通过选择设计（助推）促进行为的干预也成为了政府工具的一部分（Thaler & Sunstein, 2008）。

政府干预的局限性（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根据，但政府也会失灵。存在以下几种失灵：

• 政治激励：政治家和官僚也按照自身利益行动，因此预算往往不是按"社会最优水平"而是按"政治上容易通过的水平"决定（Buchanan & Tullock, 1962）。补助金和管制会引发争取利益的活动（寻租），浪费资源（Tullock, 1967）。
• 信息的局限：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信息分散在社会中，不会集中到中央。价格是整合这些分散信息的机制。政府要以价格代替进行分配，存在天然局限（Hayek, 1945）。
• 时间不一致性：政府承诺"将来这样做"，人们相信并据此做出决策时，政府就有了违背承诺的动机。人们预见到这一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承诺，结果谁都得不到好处（Kydland & Prescott, 1977）。抑制通胀的承诺、打终止临时补助金的承诺、不救助经营失败银行的承诺都有这种结构。重要的是，这不是恶意或无能的问题，即便是善意且有能力的政府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 能力约束：近期研究重新整理了政府失灵的认识，认为它不是源于干预本身，而是源于政策的雄心超过了国家的政治和行政能力（Juhász & Lane, 2024）。相同的政策，有的国家能执行，有的国家不能。

政府对国家进行干预的理论根据

基于以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分析，政府实施施策的根据可整理为以下4点：

• 纠正市场失灵：对应公共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自然垄断。手段不仅是支出，更多以管制、资格认证、信息披露为中心。
• 提升供给能力和增长：通过对人力资本、知识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经济生产能力。
• 再分配和安心：缩小所得和机会的差距，对风险提供保险。
• 安全保障和韧性：对国防、防灾、供应链、疫情等"不能停止"的领域进行投资。

政府为实现国家目标而采取的施策

本节针对前述国家的6个主要目标（经济繁荣、安全与秩序、公正与安心、健康与教育、可持续性、自由与良好治理），整理政府采取何种施策来实现。施策按照前述政府4种角色分类来阐述。

• 权威（Authority）：制定和执行规则
• 组织（Organization）：直接供应服务
• 财源（Treasure）：分配和征收资金
• 信息（Nodality）：整理和协调信息

关于实现经济繁荣的政府施策

目标和指标

拥有让人民生活富足的经济。以人均GDP、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和实际工资中位数衡量。短期内需要经济稳定（失业和物价），长期内需要供给能力（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特别是促进特定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创新政策至关重要。

权威（Authority）采取的施策

• 竞争政策：通过执行反垄断法和企业合并审查抑制价格支配力，保护新进入者。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企业集中度上升，实证研究显示这压低了投资和工资（Philippon, 2019）。竞争政策作为不用预算就能促进投资和市场更新换代的手段，重要性日益上升。补助金用于竞争性产业时能提高生产率（Aghion et al., 2015），因此竞争政策也是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 进入和许可管制的改革：简化开业、建设、许可的程序，缩短审批期限。许可期限和程序复杂度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程度超过补助金额度。欧盟《芯片法2.0》以"许可在12个月内"为支柱，说明竞争的焦点从补助金金额转向了从规划到完成的时间。
• 合同和产权保护：登记制度、合同执行、担保法、破产法。这些是降低交易成本、使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和长期投资成为可能的市场经济基础（North, 1990）。
• 劳动力市场规则：解雇管制、定期雇用的处理、工作时间管制。过于僵硬会妨碍企业新陈代谢和青年就业，过于宽松则企业不愿投资人力资本。规则设计本身会影响生产率。
• 破产和事业重组法制：快速清理经营不善的企业，将资源重新分配到高生产率企业的机制。防止僵尸企业存活，比支持措施更有效的是退出制度（Caballero, Hoshi & Kashyap, 2008）。
• 出口管制和外资审查：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外资收购审查。既是经济安全保障手段，也可能成为国内产业保护工具，需要区分目的（第5章）。
•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专利和著作权对发明给予临时垄断权。虽然刺激研发激励，但期限过长会妨碍后续创新。
• 创新导向的公共采购规则：政府采购中不仅评估价格，还评估新技术采用的规则。政府作为"第一个顾客"，通过补助金以外的途径引出创新。

组织（Organization）采取的施策

• 公共教育：政府直接供应初等和中等教育。根据是教育的外部性和贫困家庭儿童也能获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是长期增长最大的决定因素之一（第7章）。
• 基础研究机构：国立大学、国立研究所、公共研究资金配置机构。基础研究回报期往往长达数十年，成果不属于任何个人，如果不由政府承担就会供不应求。公共研究经费对民间专利的波及效应明显（Azoulay et al., 2019）。
• 核心基础设施：道路、港口、机场、供排水、电网、通信网。地方政府建设的核心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生产要素增加1%时产出的变化幅度）长期为约0.19，是公共资本中最高的（Bom & Ligthart, 2014）。
• 高风险高回报研究委托机构：给予任期制项目经理大量自主权，允许失败，进行小额多项研究委托的机构。美国ARPA-H、英国ARIA、德国SPRIND是各国版本（Azoulay, Fuchs, Goldstein & Kearney, 2019）。
• 公共风险投资基金和政府金融机构：政府通过出资和融资作为撬动民间资金的机构。成功案例（以色列的Yozma）的共同点是"跟随民间判断""有时限""规模与市场相适应"（Lerner, 2009）。
• 政府采购：政府在国防、航天、医疗等领域成为第一个大客户。互联网和GPS正是通过这条途径诞生的（Mazzucato, 2013）。
• 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研发基地、试验设施、计算资源的公共建设和共用。

财源（Treasure）采取的施策

• 自动稳定器：累进所得税和失业救济金即使在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也能在经济衰退时支撑需求。社会保障体系越健全的国家，自动缓冲作用也就越大
• 自由裁量财政支出：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有意增加支出或减税的景气对策。乘数在衰退期为1～1.5，常时为0～0.5，因局面差异很大，时机决定效果（Auerbach & Gorodnichenko, 2012; Ramey, 2019）
• 公共投资：基础设施的新建和维护更新。占GDP比重1%的公共投资四年后将带来约1.5%的GDP增长和民间投资的吸引，但效果取决于规划和执行质量（Abiad, Furceri & Topalova, 2016）
•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操作和物价稳定。在现代社会中是日常景气调整的主角，其有效性的前提是政治独立性
• 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支出。国际学力评估成绩高出1个标准差的国家长期年均增长率约高2个百分点（Hanushek & Woessmann, 2015）
• 研究开发的直接支持：每1美元公共研究经费会带动1.2～1.5美元的民间研究开发投资，而研究开发税制仅为0.7～0.9美元（IMF, 2024）。这表明应该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区分，基础研究采用直接支持，应用研究采用税制
• 期限制约型补贴：对特定产业和技术的直接补贴。近年实证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既不是普遍低效也不是万能的，而是设计的优劣决定结果（Juhász, Lane & Rodrik, 2024），成功条件可归纳为五点：期限性、成果关联、退出规则、竞争维持和与国家能力相适应的抱负水平
• 研究开发税制：将研究开发费的一部分作为税额抵免。虽然有增加效应但取决于制度设计，面向中小企业的扩充会增加研究开发和专利，并波及相邻企业（Dechezleprêtre et al., 2023）
• 投资减税和加速折旧：减轻设备投资的税负。美国的奖励性折旧使对象投资增加10～17%，中小企业的反应更大（Zwick & Mahon, 2017）
• 政府出资：以政府持股代替补贴。如美国2025年英特尔出资案，政府可以获得上涨收益，但同时承担经营参与的风险（第5章）
• 信用担保和政府系融资：缓解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资金约束。危机时期可以保护就业，但启动还款后倒闭增加和新陈代谢滞后的副作用随之而来。对陷入困境企业的融资继续提供的"僵尸贷出"会抑制健全企业的投资和就业，这在1990年代日本已被实证（Caballero, Hoshi & Kashyap, 2008）
• 早期研究开发补贴：如美国SBIR向年轻企业提供小额补贴。使受补贴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概率增加近2倍（Howell, 2017）

信息（Nodality）型政策

• 统计机构：编制和发布GDP、物价、就业、人口等统计。是市场参与者和政府判断的共同基础，统计的独立性和可信度是经济的基础设施
•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数字身份识别、即时支付网络、行政数据联动基础。如印度的Aadhaar和UPI，政府只建设"基础"，其上的服务交由民间运营的设计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 标准设定：技术标准、会计准则、度量衡、数据格式。通过保证兼容性扩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也包括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将本国产业技术反映到标准中
• 通商谈判：关税、投资协定、原产地规则、供应链的国际协议。这些协议影响国内政策无法单独决定的市场规模和稳定性
• 经济展望发布：政府和独立机构发布增长、物价、财政预测。协调企业和家庭的预期，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
• 产业数据和专利统计整备：判断哪些产业和技术存在外部性和学习效应的基础数据。使产业政策可测量的尝试（Juhász et al., 2025）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 官民对话机制：政府与产业界密切信息交换，同时保持独立于个别企业利益的判断的"嵌入式自主性"的制度化（Evans, 1995; Rodrik, 2022）
• 技术路线图和使命设定：将脱碳和应对老龄化等社会课题作为使命提出，跨越多个产业指导投资方向（Mazzucato, 2018）
• 同盟国补贴协调：各国独立提供补贴会导致全球过度投资（Goldberg et al., 2024）。补贴相互上限和工程分工比单独财政努力更有效率

实现安全和秩序的政府政策

目的和指标

保护人民免受外敌、犯罪、灾害和供应中断的危害。用谋杀率、犯罪受害率、灾害死亡人数和损失额、国防力、重要物资供应中断风险来衡量。如第2章所述，仲裁纷争和防卫是政府最古老的角色

权威（Authority）型政策

• 刑法和司法制度：犯罪定义、侦查和审判程序、刑罚。是治安的基础，与第9章的法治原则密不可分
• 耐震防灾标准和建筑确认：对建筑物和构筑物强制要求耐震性和耐火性，施工前进行审查。这是减少灾害死亡人数最具成本效益的手段之一，标准的执行能力决定结果
• 土地利用管制：在洪水、海啸、土石流风险高的区域限制建筑，将城市功能集中在安全地点。与人口减少时代的收缩（第8章）相重合
• 出口管制和对内投资审查：对先进半导体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管制，外资对重要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收购审查。美国2022年以后的对华出口管制就是代表例
• 重要物资指定和供应保障义务：指定半导体、蓄电池、重要矿物、医药品等，要求储备和调整采购渠道多元化。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和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属于这一类型
• 网络安全标准：对重要基础设施运营商课以防护水平和报告义务

组织（Organization）型政策

• 军队和沿岸警卫：国防是纯公共商品的原型，市场无法供应。国内采购比率影响经济效果，进口装备支出几乎没有国内乘数
• 警察、消防和救急：治安和灾害应对的直接供应。增加警察数量会减少犯罪，社会收益超过成本的估算存在（Chalfin & McCrary, 2018；第9章）
• 防灾基础设施和维护：堤坝、大坝、防潮堤、抗震加固桥梁。长期来看预防性保全的成本仅为事后保全的一半左右
• 战略储备：石油、粮食、药品、重要矿物的政府储备。这是从初期国家的粮仓开始就有的最古老的韧性手段
• 网络防御和情报机构：应对国家网络攻击和收集威胁相关信息

财源（Treasure）型政策

• 防卫费和装备采购：北约已同意到2035年达到占GDP比重3.5％＋1.5％的目标，各国正在增加。进口装备支出几乎没有国内乘数，作为增长战略无法成立
• 防灾投资和预防保全：提前公示多年总额的方式（日本的五年计划、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就业法）在各国被采用。预防保全比事后保全的长期成本下降幅度更大
• 供应链多元化补贴：从理论上讲，政策应该推进的是调整采购渠道多元化而非国内回归（Grossman, Helpman & Lhuillier, 2023）
• 战略产业补贴：向半导体等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各国补贴竞争导致全球过度投资（Goldberg et al., 2024），因此同盟国协调成为前提
• 灾害保险和公共再保险：民间保险无法承保的巨大灾害风险由政府最终承担的机制。通过保险费设计也影响立地激励
• 重建财源提前确保：事先准备灾害后重建的基金或特别税框架

信息（Nodality）型政策

• 同盟和集体安全保障：单个国家没有财政余地完成防卫，同盟是防卫费最大的"节约"手段
• 危险地图和预警系统：灾害风险的可视化和警报系统。低成本大幅减少死亡人数
• 情报共享：同盟国间的威胁信息共享
• 补贴协调和贸易规则：WTO的补贴规范、同盟国间的补贴上限或共同投资
• 危机时期的信息发布：大流行病或灾害时，政府迅速发布可信信息。与政府信任直接相关

实现公正和安心的政府政策

目的和指标

将收入和机会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内，对疾病、失业、衰老等风险提供安心。用基尼系数、相对贫困率、儿童贫困率、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保险覆盖率衡量

权威（Authority）型政策

• 最低工资：适度幅度的提高在近年大规模实证中显示几乎不减少就业，同时提高低薪劳动者收入（Cengiz et al., 2019）。这是不伴随财政支出的再分配手段
• 劳动规制：工作时间上限、有期雇用和无期雇用的均等待遇、育儿假权利。补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将部分风险转移给雇主
• 公共保险强制加入：养老金、医疗、失业保险的加入义务。对逆向选择的制度性应对，也是应对人们倾向于推延风险防备的回应
• 禁止歧视法：禁止因性别、种族、残疾、年龄在雇用、工资、住宅方面的歧视。机会平等的法律基础
• 租户保护和住房规制：保护租户免受房租暴涨和不合理驱逐的规则。住房属于公正和安心的范畴，需要在供应抑制的副作用与平衡之间权衡
• 消费者保护与高利贷监管：保护信息不对称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的规则

组织（Organization）的施策

• 公共养老金、医疗和护理运营机构：承担社会保险的征收和给付的组织。制度的复杂性和运营效率左右了给付是否能够及时到位
• 公营住宅与住宅供应：向低收入群体直接提供住宅。住宅费用高涨是发达国家的共同课题，往往与供给侧去规制化结合讨论
• 公共职业安定所：职业介绍和培训的窗口。是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机构
• 公立保育和儿童福利：保育的直接供应对女性就业和儿童发展都有帮助
• 社会福利事务所与咨询窗口：公共救助的认定和生活困难的早期发现

财源（Treasure）的施策

• 累进税制与资产税：所得税的累进性、遗产税、资产税。既是再分配的财源，同时本身就是再分配
• 对儿童的给付：儿童津贴、子女税额抵免、教育和保育费用补助。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投资社会投资回报率平均超过5，很多投资能通过未来税收收回成本（Hendren & Sprung-Keyser, 2020）
• 失业给付与公共救助：失业时的收入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具有平稳消费的保险功能（Chetty & Finkelstein, 2013）
• 职业培训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效果在2～3年后显现，对培训型、女性和长期失业者效果最大（Card, Kluve & Weber, 2018）。需要设计避免仅因短期指标而中断
• 带给付的税额抵免：以税额抵免的形式向就业低收入者提供给付（如美国EITC）。既促进就业又实现再分配的手段
• 地区间财政转移：如地方交付税或欧盟团结基金，填补地区间税收差距
• 现金给付和基本收入：无条件的现金给付。实验表明就业率下降约4个百分点，劳动时间每周减少1～2小时，影响有限但非零（Vivalt et al., 2026）

信息（Nodality）的施策

• 无需申请的自动给付：利用税务数据自动向符合条件的对象发放给付。消除了给付未能到位的最大原因——手续复杂性，在不增加预算的情况下提高效果
• 制度简化与一站式化：将多项给付整合到一个窗口、一份申请
• 贫困和收入差距统计的完善：相对贫困率、儿童贫困率、代际流动性的测量。是评估政策效果的前提
• 劳资对话：通过劳资团体与政府谈判调整工资和劳动条件（大陆欧洲型的社团主义）
• 选择设计（助推）：企业年金的自动加入能大幅提高加入率（Madrian & Shea, 2001）。在不限制自由的前提下促进未来准备的手段

关于实现健康和教育的政府施策

目的与指标

让人民长寿健康、发展能力。用平均寿命和健康寿命、婴儿死亡率、国际学力调查成绩、就学年数及综合这些指标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来测量。健康与教育既是目的本身，也是经济繁荣和公平的基础的"人力资本"

权威（Authority）的施策

• 义务教育与就学年限：强制规定一定年龄的儿童就学。基于教育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的最古老的教育政策
• 教师和医生执照：用资格制度保证购买者（学生和患者）难以判断质量的专业服务质量。对信息不对称的回应
• 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审查安全性和有效性后上市。审批速度与严格程度的平衡受到质疑
• 强制加入公共医疗保险：防止逆向选择的加入义务。美国也在2010年医疗保险改革中采入了这一规定
• 对健康有害的商品的管制与税收：对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的征税、广告管制、标识要求。应对外部性和与个人长期利益相悖的选择
• 学校设立标准与课程：规定教师配置、设施、教育内容的最低标准

组织（Organization）的施策

• 公立学校和公立大学：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直接供应。实证研究最一致支持的是教师质量，接受过高增值教师教学的学生成年后收入更高（Chetty, Friedman & Rockoff, 2014）
• 公立医院、保健所和急救：医疗直接供应和地区卫生行政。人口减少地区的医疗供给体系重组是一个课题
• 公共卫生：预防接种、自来水和污水处理与水质管理、传染病监测。寿命延长的绝大部分源于公共卫生而非医疗
• 研究机构：对医学研究的公共投资。美国NIH的1,000万美元研究费约增加2.3项民间专利（Azoulay et al., 2019）
• 学校供餐和学校卫生：在学校保障营养和健康。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效果最大

财源（Treasure）的施策

• 教育费用的公费负担与免费：学费免除和就学援助。效果取决于"能否到位"，低收入家庭升学率是否改善是评估的重点（Hendren & Sprung-Keyser, 2020）
• 幼儿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随年龄递减，对不利环境儿童的幼少期投资回报最高（Heckman, 2006）
• 奖学金与收入关联型还款：高等教育费用按毕业后收入偿还的机制。防止因资金限制而放弃升学
• 医疗和护理给付及诊疗报酬设计：公共保险的给付范围和向医疗机构的支付方式。支付方式（按项目制或总包制）影响医疗的数量和质量激励
• 预防和健康检查支出：虽然不一定降低总医疗费，但能延长健康寿命，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生活质量
• 教师工资和培训：既然教师质量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吸引优秀人才从教的待遇是教育投资的核心

信息（Nodality）的施策

• 学力调查与学校评估：通过国际学力调查（PISA）或国内学力调查测量成果。但要注意指标成为目标时只有分数改善的问题
• 电子病历与医疗数据：诊疗信息的标准化和联动。是医疗质量测量、防止重复用药、研究基础
• 诊疗指南与医疗技术评估：基于费用效果分析（QALY）决定公共保险采用的治疗（第10章）
• 健康信息与食品标识：营养标识、健康风险信息提供。是最便宜的干预手段
• 国际比较与相互学习：经合组织的教育和医疗统计进行各国比较，可为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关于实现可持续性的政府施策

目的与指标

不给未来世代留下环境、财政和人口负债。用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可再生能源比率、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和利息支付费、出生率和人口动态、基础设施健全度来测量

权威（Authority）的施策

• 碳价格与排放量交易：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定价。最优气候政策是碳价格与研发补助的组合（Acemoglu, Aghion, Bursztyn & Hemous, 2012），管制还是价格的选择取决于不确定性的所在（Weitzman, 1974；第10章）
• 燃油效率、节能和建筑性能标准：汽车燃油效率标准、家电节能标准、建筑隔热标准。在价格效应不强的领域减少排放的管制
• 财政规则：债务或赤字上限、投资性支出的区分、黄金法则（政府不以借债融资日常经常支出，借债仅限用于对未来世代也有益处的投资性支出）、支出增速上限。用制度约束未来世代负担的机制
• 土地使用规制与城市集约：在人口减少地区集约城市功能，缩小基础设施维护范围（紧凑城市）
• 养老金自动调整规则：根据平均寿命或人口构成变化自动调整给付或退休年龄的机制。防止政治延后
• 支持工作与育儿两立的法制：育儿假权利、短时工作、接受保育的权利。两立容易的国家出生率越高（Doepke et al., 2023）

组织（Organization）的施策

• 输电网与电网运营：可再生能源扩大需要输电网增容和协调，作为自然垄断由公共或受规制的主体承担（第3章）
• 基础设施维护管理与撤退计划：现有基础设施的检查、预防性维护和无法维护的设施统并。需要具备决定"从何处撤退"的组织能力
• 独立财政机构：独立于政府验证长期财政展望和政策成本的机构。充当未来世代的代理人
• 保育公共供给：支持女性就业和出生率两立的直接供应
• 森林、水资源和沿岸管理：自然资本的公共管理

财源（Treasure）的施策

• 脱碳税额抵免与绿色转型债：如美国IRA的税额抵免、日本的GX经济转型债，由财政先行投资。学习曲线陡峭的技术初期补助更有理由（Way et al., 2022）
• 预防性维护的长期投资：有估计表明继续事后维护的维护更新费是转向预防性维护的约2倍
• 化石燃料补助金改革：抑制能源价格的补助增加排放并压迫财政。撤销与向低收入群体直接给付的组合是标准处方
• 儿童津贴和保育补助：对出生率的效果被评为"正但较小"，作为对出生儿童的投资来正当化更符合实证（Doepke et al., 2023）
• 给付调整：根据人口结构调整养老金和医疗给付，以保持制度的可持续性
• 资源收入的基金化：资源国将石油收入隔离至主权财富基金中，以留给未来世代（挪威，第2章）

基于信息（Nodality）的政策措施

• 排放量的测量和披露：要求企业披露气候相关信息的国际框架。使投资者和市场能够评估排放情况
• 公布长期财政预测：由独立机构公布30～50年后的债务和社会保障费估计，使延期的成本可视化
• 人口推计与未来需求预测：根据人口统计数据规划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的配置是基础工作
• 气候资金与国际协调：巴黎协定、COP29达成的年度3,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目标。气候变化是无法由单个国家解决的国际公共财问题
• 分享技术预测：共享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的实际表现和预测，统一投资决策的前提条件

关于实现自由和良好治理的政府措施

目的和指标

人民的自由得到保护，政府具有能力、值得信赖并负有问责制。以自由民主主义指数、法治指数、腐败认知指数、对政府的信任和世界治理指标来衡量。这一目标也是其他5个目标的"实施条件"。没有有能力和值得信赖的政府，任何政策都无法按照设计顺利执行。

权威（Authority）的措施

• 宪法与权力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的分离与相互制约。这是在提高国家能力的同时加强对权力约束的基本设计（属于第2章中"能力强、制约也强"型）
• 司法独立：将法官任免和身份保障与政治分离。这是合同执行和权力制约的双重前提条件
• 信息公开法：公民可以查阅政府文件和决策的权利。这是遏制腐败和专断决定的最廉价手段之一。
• 反腐败法和利益冲突监管：对公务员贿赂、政治资金和"旋转门"现象的监管
• 公务员制度：通过考试进行招聘、基于实绩的晋升、保护免受政治任免的影响。这是一套保护"通过考试选拔的实务工作者"阶层的制度。
• 选举制度与政治资金规制：决定谁来选择领导者的规则本身
• 强制监管影响评估：在推出新规制时，强制要求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是一项抑制过度监管的规制措施。

组织（Organization）的措施

• 法院：程序越慢越复杂的国家，合同执行力越弱，信用交易也随之萎缩（Djankov et al., 2003）。司法效率以企业融资成本的形式波及整个经济体系
• 警察：治安的直接供给。虽然有研究估计增加警力的益处超过成本，但执法偏见和过度监禁的成本也很大（Chalfin & McCrary, 2018）
• 登记和征税机构：所有权记录和税收征收。征税是一个信息问题，电子发票等数字化可直接提高征税能力（Pomeranz, 2015）
• 独立财政机构和审计机构：财政前景验证（英国OBR、美国CBO）和支出事后审计（会计检查院）
• 统计机构：创建独立于政府的统计数据。对统计的信任是评估所有其他政策的前提
• 选举管理机构：确保选举的公正实施

通过财源（Treasure）的措施

• 司法、警察和行政数字化投资：诉讼程序在线化、许可证电子化、行政数据互联。这是对执行能力的投资，对目的⑥的投资也是对其他5个目的的投资
• 公务员工资和人才培养：通过有竞争力的待遇吸引并留住行政部门的优秀人才。这也有助于抑制腐败。
• 地方政府资金保障：通过补充税收来源的不均衡，为地方承担的服务（教育、福利、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保障
• 税务机构投资：对税收能力的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之一，可以收回投入成本数倍的税收收入

信息（Nodality）政策

• 政府数据公开：预算、合同、统计数据和政策评估的开放数据化。使市民和研究人员能够进行监督。
• 确保统计数据的独立性：即使是对政府不利的统计数据也会被公布的机制
• 政策评估的公布与循证政策制定：衡量施策效果，将结果反映到预算中
• 市民参与机制：公众评论、住民投票、参与式预算。自狩猎采集社会的"逆转统治"（第2章）以来，束缚领导者的机制与选择领导者的机制同样重要
• 参与国际规范：OECD反腐败公约、治理指标相互评估

选择应实施措施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列举了针对6个目标的措施，但政府的财政、人员和政治资本是有限的。由于无法全部实施，必须进行选择。在此，我们梳理经济学和公共政策论在衡量政策选择时所积累的理论方法。

作为前提，政府支出具有以下特征。

• 政府支出在六个目的间分配不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数据（2023年），政府支出中约31%用于社会保护，约19%用于卫生，约11%用于教育，这三项合计约占支出总额的六成（欧盟的比例达到约七成）。经济事务约占11%，国防和公共秩序合计约占9%，环保和住房约占3%，一般行政和利息支付约占14%（OECD, 2025）。
• 预算中体现的是财源和组织：权威和信息在预算上几乎显示为零，但费用由受监管的民间部门承担。预算越紧张，政府越倾向于实施监管，这就是监管过度的原因所在（详见下文）
• 大部分拨款由过往法律决定：养老金和医疗给付水平及利息支付由法律规定，预算编制中只能进行前年基础上的数个百分点调整（渐进主义：Wildavsky, 1964）。拨款出现大幅变动仅在战争、经济危机、疫情等危机时期，呈现"梯级上升不下降"的形态（增加的预算成为下一个基准）（Baumgartner & Jones, 1993）。

施策の検討の手順 翻译：措施审查的步骤

施策选择的程序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单独的规范化。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标准教科书的10步骤（Boardman et al., 2018）、政策分析的"8条途径"（Bardach & Patashnik, 2023）、英国绿皮书的ROAMEF循环（HM Treasury, 2026）、美国规制影响分析指南（OMB, 2003）以及医疗技术评估参考案例（Drummond et al., 2015; NICE, 2022）。将这些并排比较，可以看出其基本框架是共同的，可以整理为以下8个阶段。

1. 问题与干预的依据：该问题是市场失灵还是仅仅是不良结果。如果是市场失灵，则属于四个依据中的哪一个。如果不存在市场失灵，干预的理由仅限于分配或价值判断。同时，检查政府干预是否可能使情况恶化。将不完全的市场与"完美政府"进行比较来证明干预是错误的（Demsetz, 1969），应当包括政府失灵（成本与收入的偏离、组织内部目标、衍生外部性、分配不公平：Wolf, 1979），在可行的选择方案之间进行比较。
2. 目的、标准和受益者界定：政治决策将确定六项目标中优先考虑的程度，但会明确说明。在选择施策之前，需要固定：计算谁的便益和成本（国民、居住者还是后代）以及如何衡量成果。如果事后选择，就会选出对政策有利的指标。
3. 构建替代方案：必须包含"不采取任何行动"的选项，并列举能够实现相同目标的手段，涵盖四种角色。美国指南要求对监管提案考虑性能标准、市场机制、信息披露和非监管替代方案，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一般而言，预算成本按照信息→权威→财源→组织的顺序递增，但这不是社会成本的顺序（见下节）。虽然信息干预具有高成本效益（自动加入每美元年增额外缴款100美元，税收优惠为2.77美元：Benartzi et al., 2017），但在实际政府机构中测量的效果仅为学术论文数值的一小部分（DellaVigna & Linos, 2022）。应从成本较低的手段开始考虑，同时另行确认效果是否充分。
4. 证据收集和效果预测：通过对比对照的方法估计施策对成果指标的影响程度。按可信度排序为：随机化实验→自然实验（利用制度边界或实施时间差异）→统计调整→专家判断（Angrist & Pischke, 2010）。医疗领域已通过GRADE标准将这一层级标准化（Guyatt et al., 2008）。优先查阅现有的系统性综述，如无则进行小规模试点并进行测量。
5. Conversion and Comparison to Common Units: To compare different outcomes, benefits are converted into monetary amounts (cost-benefit analysis), health units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r recipients' willingness to pay (MVPF), then ranked by their ratio to costs. Unit prices (statistical value of life, value of time, discount rates) are not selected per policy but are taken from a common government table.
6. 不确定性和分配的确认：通过上下波动主要前提来验证结论是否会改变，明确是否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给予权重，对不可逆转的损害进行额外加成。同时，在财政约束（债务可持续性）、执行能力约束（人员和程序）以及政治约束（连续性）的框架内验证措施是否可行。超出约束条件的措施，即使正确，也会失败。
7. 决策与解释：按比率从高到低排列，在达到预算或阈值处划线，公开前提和判断。分析是决策的输入而非决策本身，当存在无法衡量的益处时，反向推算显示"需要最低多少才能得到正当化"（损益平衡分析）
8. 监测、事后评估和反馈：部署后测量效果，对照终止条件，将结果反映到下一个预算中。只有《绿皮书》和美国事后审查（2011年总统令）具有这一阶段，学术框架止于建议。我们将在本章后半部分看到实务中最薄弱的环节正在于此。

施策を定量化する方法 翻译：措施定量化的方法

第5阶段"转换为公共单位并进行比较"中有3种衡量标准。所有这些都是将"效果估计值"转换为"可与成本进行比较的单位"的程序，使用哪一种取决于是否能够将效益转换为金额。

• 成本效益分析（所有内容都可转换为金额时）：
  • 概览：将效益和成本都换算成金额，对未来部分进行折现以得出现值，然后用效益÷成本（成本效益比）或效益−成本（净现值）进行比较。主要适用于基础设施、规制和防灾领域。标准教科书（Boardman et al., 2018）规范了这一程序，英国绿皮书（HM Treasury, 2026）和美国OMB通函A-4（OMB, 2003）规定了政府统一的单价和折现率。英国在2026年2月的修订中删减了超过40%的内容，明确指出"成本效益比低于1也不能自动判定为低价值"，转向重视对地区的影响。
  • 例子：在道路项目中，将行驶时间缩短、行驶成本降低和事故减少换算成金额作为效益，将建设费和50年的维护费进行折现后进行比较。事故减少的金额化采用"统计生命价值"，美国运输部采用的标准为每人约1,300万美元（2023年）。
  • 限制：效益估算容易偏向乐观，分析实际改变决策的证据有限（Hahn & Tetlock, 2008）
• 成本效果分析（不想或无法将效益换算成金额的情况）：
  • 概览：不将效益换算成金额，而是用共同的自然单位测量成果，按单位成本进行比较。在医疗领域，"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是标准单位，这一框架由Weinstein & Stason（1977）制定，教科书（Drummond et al., 2015）和英国NICE的方法指南（NICE, 2022）是实践中的标准。
  • 例子：如果年费3万英镑的新药能延长1个QALY的生存期，则每QALY成本为3万英镑，在英国的阈值范围内（自2026年4月起为2.5万至3.5万英镑）；如果费用为4万英镑但仅延长0.5个QALY，则每QALY成本为8万英镑，原则上不采用。日本自2019年起以每1QALY 500万日元（抗癌药等为750万至1,000万日元）为标准，超过此标准的药物在纳入保险后会被要求降价。
  • 限制：阈值的根据不充分，英国医疗成本的实际机会成本估计为每QALY约1.3万英镑（Claxton et al., 2015）
• MVPF（受益人价值可衡量的给付、税制等情况）：
  • 概览：边际公共资金价值。受益人获得的价值除以政府的净成本（支出减去未来税收增加和其他给付减少）。受益人获得的价值基于受益人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进行衡量。不同政策可按"每公共资金1日元的受益人价值"进行横向比较，并作为将因果推论估计值翻译为福利语言的程序进行整理（Hendren & Sprung-Keyser, 2020; Finkelstein & Hendren, 2020）。
  • 例子：面向儿童的10亿日元给付中，受益人获得12亿日元的价值，未来税收增加和给付减少为政府带回4亿日元，则MVPF＝12÷（10−4）＝2.0。面向儿童的医疗保险扩大中，税收增加超过成本，MVPF估计为无限大（本金已收回），而面向成年人的政策则在0.5至2之间。
  • 限制：衡量受益人的"价值"需要估计其支付意愿，难以用于给付以外的措施（国防、规制）

无法定量化内容的处理

国防的威慑力和法治的价值无法观察到反事实，无法将效益换算成金额。即使如此，为了不让判断完全由个人意愿决定，有3种标准应对方法。

• 损益分界分析（显示无法衡量的效益的下限）：
  • 概览：通过从成本逆向推算，显示"这项措施要正当化，无法衡量的效益最少需要多少"。不是估计效益的具体金额，而是明示判断的阈值，这是美国OMB通函A-4和英国绿皮书规定的、无法定量化效益情况下的程序（OMB, 2003; HM Treasury, 2026）。
  • 例子：重要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标准遵守成本年100亿日元的情况下，"年1,000亿日元规模故障的发生概率能否每年下降10个百分点"成为判断的分界点。决策者只需判断该概率是否现实，无需将效益本身换算成金额。
• 固定目标仅比较成本（成本最小化）：
  • 概览：将问题改为"以最低成本实现一定的安全措施是哪种手段"，而不是"需要多少安全"。在国防领域建立这一方法的是兰德公司的Hitch & McKean（1960），随后成为各国防卫计划的基础。
  • 例子：固定"减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10人"的目标，比较堤防加固（500亿日元）、早期预警和疏散计划（50亿日元）、危险区域搬迁补助（200亿日元）的成本。目标水平由政治决定，实现手段的比较由分析承担，这是分工关系。
• 多标准分析（对多个指标明确赋予权重）：
  • 概览：将无法换算成金额的多个标准进行量化评分，按事先制定的权重进行合成。理论由Keeney & Raiffa（1976）系统化，英国政府公布了实践指南（DCLG, 2009）。权重由政治决定，但决定会被记录，可以验证权重变化如何影响排序，这是其优势。
  • 例子：灾害物资储备点候选地，按成本（权重40%）、到达灾区时间（30%）、储备点自身被灾风险（20%）、居民接受度（10%）分别评0至100分，按合成分数进行比较。
  • 限制：权重和评分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余地，被定位为成本效益分析的补充手段而非替代品，用于补充无法金额化的部分。

现代国家分类下的目的、角色和措施特征

针对之前整理的7种国家类型，分别整理各自的目的、角色和措施特征。

自由市场型国家

• 目的：经济繁荣（生产率和就业创造）、自由和良好治理是优先事项，公正和安心被限定为"机会平等"和有限的安全网。安全和秩序在国防方面厚重，治安往往由州和地方承担。
• 角色：权威（竞争政策、合同执行、规制审查）和财源中的税制是主角，组织的直接供给仅限于国防、司法和基础研究。
• 措施：同样的"儿童投资"，社会民主主义型国家通过公立托儿所的直接供给（组织）进行，而这类国家则通过儿童税收抵免（财源）进行。医疗也不是公共供给，而是通过对保险市场的规制和补助来构建。近年来也出现了CHIPS法和IRA这样的产业政策回归。
• 优先事项：最大的课题是政策的连续性。政权交替导致10年的投资计划在3年内被推翻（美国IRA的例子），这在补助金竞争中成为最大风险。通过法律固定财源、建立跨党派框架、将评估委托给独立机构等确保连续性的机制是优先事项。

社会民主主义型国家

• 目的：公正和安心、健康和教育、可持续性同时处于高位，前提是与经济繁荣相协调。"减少不平等不妨碍增长"这一第3章的认识被制度化实施的国家类型。
• 角色：大规模使用财源（普遍给付）和组织（公共托儿所、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权威在劳资合作框架内使用。高度的社会信任使统计和信息披露质量以及行政透明度都很高。
• 措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托儿所的直接供给，只有这类国家才能大规模建立。小国人口和高同质性是前提，仅移植制度框架难以取得相同效果。
• 优先事项：政府规模已经很大，额外财源空间有限。优先事项是支出结构调整（从老年人向儿童、教育和气候转移）和维持高度社会信任的透明度。挪威基金那样隔离资源收入的设计，可成为其他资源国的典范。

保守主义、公司主义型国家

• 目的：公正和安心中"维持就业时的地位和收入水平"是中心，稳定被看重超过不平等缩小本身。安全和秩序通过欧盟和北约共同化，经济繁荣由制造业和职业培训质量支撑。
• 角色：财源中社会保险费是主角，给付与职业领域挂钩。权威作为与劳资团体协商的规则被使用，比起直接规制更多依靠协议协调。
• 措施：职业培训由企业和劳资团体共同进行，政府转为提供框架的角色。财政规则受欧盟共同框架约束，一国裁量权很小。
• 优先事项：社会保险费提高了劳动成本，财源从保险费向税收转移是焦点，同时欧盟层面的共同投资（德拉吉报告建议）确保规模。财政规则朝"区分投资和消费"方向改革，其运用正在接受检验。

东亚开发型国家

• 目的：经济繁荣（产业和出口）以及健康和教育（尤其教育）是最高优先，安全和秩序近年作为经济安全保障急剧上升。公正和安心长期被委托给家庭和企业（终身雇用），政府角色很小。
• 角色：组织（通过考试选拔的官僚制进行的计划和调整）以及财源中的产业政策是主角。教育通过组织（公立学校）进行厚重供给，福祉从"有利于增长的内容"开始逐步建立。
• 措施：对半导体的巨额补助、官民对话、长期产业战略，只有这类国家的官僚制能力才能使其发挥作用。同样的产业政策被能力较弱的国家实施，政府失灵会先行显现。
• 优先事项：随着老龄化福利支出激增，产业投资财源受压。需要重新定位面向儿童的投资作为增长战略，在半导体等已经强势的工程集中，同时维持官僚制的执行能力。这类国家最急需"面向儿童的投资"。

国家资本主义、权威主义型国家

• 目的：经济繁荣（投资和基础设施）以及安全和秩序是最高优先，自由和良好治理不在目的范围内。公正和安心在城市和农村、正式和非正式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分化。
• 角色：组织（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权威（管制、许可）是主角，市场被作为手段使用。信息（披露、独立统计、评估）是最难发挥作用的角色。
• 施策：数年で高速鉄道网或输电网可以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是这一类型的强项。另一方面，"测量、审视、停止"的机制由于没有通过选举的纠正，制度上最难导入
• 应该优先的事项：投资规模和速度强劲，但纠正低效配置和过度投资的机制较弱。理论所示的"维持竞争""撤出规则"在这一类型中尤为重要，但制度上最难导入

租赁国家

• 目标：安全与秩序，以及通过资源收入分配实现的"心安"（公正与心安中偏向心安一侧）为中心。自由与良好治理不被优先，经济繁荣取决于资源部门
• 角色：财政收入中的"分配"（补助金、公共部门就业、免税）是主角，而"征收"则不进行。组织以国有资源企业和政府主权基金为核心
• 施策：由于没有税收，国民监督政府的动机也很弱，权威（监管）和信息（披露）发展不足。近年来的增值税导入是通过向税收国家过渡，改变治理类型本身的尝试
• 应该优先的事项：在资源收入仍然持续期间，将收入隔离到基金中，推进对非资源部门的投资和税收制度的构建。从"分配政府"向"征收政府"的过渡是影响领导者选拔方式（第2章）的最根本的转变

新兴与低收入国家

• 目标：健康与教育、经济繁荣、基础安全与秩序被优先考虑，但阻碍其实现的不是目标的设定，而是执行能力。可持续性（环保与财政）往往被搁置
• 角色：权威和组织在形式上是完整的，但实效性较弱，因此绕过行政裁量的手段——即信息（数字身份认证与支付基础设施）和财政收入中的现金转移支付——成为最容易发挥效果的角色
• 施策：印度的Aadhaar和UPI是用信息基础设施代替先进国通过组织（政府窗口）进行的给付和身份确认的例子。由于征税能力较弱，财政来源依赖于援助和资源，政府的问责往往面向援助国而非国民
• 应该优先的事项：征税和执行的能力是一切的前提。比起仅复制先进国制度的形式，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第4章）那样直接提高国家能力的投资，以及问题驱动型的分步制度构建应该被优先

关于政府角色和施策的最新研究动向

主要整理2010年代后半至2026年发表的研究

围绕政府角色的研究观点在这十年发生了如下变化

改变观点的三个背景

• 数据与方法的进步：行政记录和企业级数据开始能用于研究，通过随机实验和自然实验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成为标准（Angrist & Pischke, 2010）。基于"相关性"的传统观点通过"因果性"证据被重新验证，产业政策和最低工资等领域出现了结论反转的情况
• 2008年金融危机和零利率：金融政策失效的局面持续了10年以上，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债务可持续性再次成为实证研究的中心
• 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中断、经济安全、政府执行能力等以往处于经济学边缘的论题成为主要议题

以下概览各主题的研究动向

产业政策：从"一律无效"到"取决于设计"

• 1990年代以后的通说是政府无法选出赢家，产业政策会形成既得利益。从2010年代后半开始，出现了关于韩国重化工业化（Lane, 2025; Choi & Levchenko, 2025）和中国造船业（Barwick, Kalouptsidi & Zahur, 2025）等具体政策进行因果评估的研究积累，一方面确认了目标产业和下游产业的长期增长，另一方面也量化了进入补贴的浪费和过度投资。作为总结，产业政策既不是一律无效，也不是万能的，而是设计的优劣决定结果，这是当前的共识（Juhász, Lane & Rodrik, 2024）
•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理论假设的基于规模经济的最优产业政策的福利效应"不能算是戏剧性的"（Bartelme et al., 2025），这对过度期待起到了制约作用
• 在实践中，2023年全球导入了超过2,500项产业政策（Evenett et al., 20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计干预的8成以上是补贴型，一项直接支持在三年后可使目标产业附加值提高约0.5%（IMF, 2025）。美国CHIPS法的雇用效果的最初研究表明，就业增加相对于总额较小，收益需要作为"拥有国内制造能力本身"来评估（Erten, Stiglitz & Verhoogen, 2025）。研究还表明，半导体中跨国学习效果很大，各国独立补贴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过度投资（Goldberg et al., 2024）

财政政策：乘数的阶段依赖性和债务的重新审视

• 政府支出的乘数在许多推计中都在0.6～1.0范围内达成共识（Ramey, 2019），但在衰退期为1～1.5，在扩张期为0～0.5，因阶段大幅不同（Auerbach & Gorodnichenko, 2012）。2010年代欧洲的紧缩政策对增长的下压超出预期，说明当时的乘数假设过小（Blanchard & Leigh, 2013）。公共投资比消费支出的乘数更大，在不确定性高的阶段可超过2（IMF, 2020）
• 关于债务，2010年代末广泛传播的观点包括：利率低于增长率时债务的财政成本较小（Blanchard, 2019），以及将实际纯利息支付保持在GDP比2%以下作为指标的提议（Furman & Summers, 2020）。"免费搭便车"赤字空间还取决于储蓄需求，推计表明美国较小，日本相对较大（Mian, Straub & Sufi, 2025）。但2022年以后利率上升打破了这一前提，区分投资支出和经常支出的财政规则及独立财政机构的角色再次成为焦点

再分配与人力资本：跨政策比较

• 已整备了用"公共资金每美元受益人价值"（MVPF）指标比较不同政策的方法，对133项政策的比较表明，对低收入儿童的投资多数能通过未来税收收回成本，而面向成人的政策仅为0.5～2（Hendren & Sprung-Keyser, 2020）。住房移居实验也证实了成长环境影响儿童生涯收入（Chetty, Hendren & Katz, 2016）
• 最低工资减少就业的通说在对138次涨幅的分析中被推翻，在适当水平上几乎不减少就业（Cengiz et al., 2019），被重新评估为不伴随财政支出的再分配手段
• 职业培训等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短期看不出效果，但2～3年后变为正值（Card, Kluve & Weber, 2018），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减少劳动供给但影响有限（Vivalt et al., 2026），这些实验和元分析结果正在用实证证据替代长期的政策争论

国家能力与政治经济学：解析政府失灵

• 以国家能力论为基础——即只有征税、执法、公共服务能力互补发展的国家才能长期繁荣（Besley & Persson, 2011）——用国家能力与社会制约两轴区分国家类型的框架被广泛参照（Acemoglu & Robinson, 2019）
• 政府失灵不是内在于干预本身，而是当政策的雄心超越国家的政治和行政能力时出现的观点成为主流（Juhász & Lane, 2024）。在发展中国家，分析了仅模仿先进国制度形式而缺乏实质的"能力陷阱"（Andrews, Pritchett & Woolcock, 2017）
• 先进国也受到执行能力的质疑。美国州际高速公路建设成本每英里增加3倍以上无法用材料和工资解释（Brooks & Liscow, 2023），住宅、能源、交通供应不足的原因被政策论争指向监管和手续（Klein & Thompson, 2025）

经济安全与韧性：新的公共财

• 供应链稳定被作为公共财对待，理论表明国内回归不一定能降低风险（Baldwin & Freeman, 2022），政策应促进的是采购来源多元化而非国内回归（Grossman, Helpman & Lhuillier, 2023）
• 如果世界经济分裂为贸易集团，成本推计从全球GDP的0.2%到7%不等，如果加上技术分裂，部分国家可达8～12%（Aiyar et al., 2023）

创新与技术：研究投资的必要性和AI的期待值

• 研究生产率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持续下降，仅维持增长率也需要不断增加研究投入（Bloom, Jones, Van Reenen & Webb, 2020）。政府研究费向民间专利的波及明确（Azoulay et al., 2019），约3成美国专利依赖联邦资金研究（Fleming et al., 20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计公共研究费比税收政策对民间研发的诱发效果更大（IMF, 2024）
• 关于AI的生产力效应，保守的宏观推计显示未来10年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0.5～0.7%（Acemoglu, 2025），而呼叫中心实验显示生产力平均提升15%、对经验不足劳动者效果最大（Brynjolfsson, Li & Raymond, 2025），宏观和微观视角存在差异

气候与能源：转型成本的重新评估

• 除了最优气候政策是碳定价与研发补贴组合的理论（Acemoglu, Aghion, Bursztyn & Hemous, 2012）外，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一贯超过预测的实绩出发，分析表明加快转型比延缓更便宜的可能性很高（Way et al., 2022）
• 美国IRA的地区限制税额抵免大幅增加了目标地区的太阳能投资，但对地方就业的影响未被检测出来，这一初期评估（Keuzenkamp et al., 2026）重新显示了基于地点的政策的局限性

结语

本稿从政府的历史发展脉络出发，全面梳理了政府的角色、目标和施策。今后，当自己所在的国家或世界出现问题时，希望本文能成为思考如何寻求解决方案的指针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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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AI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在未来10年内约为0.5～0.7%，显示出谨慎的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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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最优气候政策是碳税和研究开发补助的结合，越早介入成本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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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解释19世纪选举权扩大是统治阶层为避免革命威胁而做出的再分配承诺（让步）。
•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19).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Penguin Press.
  • 概要：根据国家能力和社会约束两个维度区分"专制""缺失""受束缚""纸老虎"四种利维坦，是作者借用霍布斯比喻的独特用语，与Mann（1984）的专制权力·基础权力划分相对应。
• Aghion, P., Cai, J., Dewatripont, M., Du, L., Harrison, A., & Legros, P. (2015).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AEJ: Macroeconomics, 7(4), 1–32.
  • 概要：补助金指向竞争性产业并分散给众多企业时，能提高生产率。
• Aiyar, S., et al. (2023).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2023/001.
  • 概要：贸易分断的成本占全球GDP的0.2～7%，加上技术分断后，部分国家可达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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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以二手车市场为例，说明买方无法辨别品质的市场中优质商品会退出，市场规模缩小。
• Andrews, M., Pritchett, L., & Woolcock, M. (2017). Building State Capability: Evidence, Analysis, A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仅模仿制度形式而缺乏实质的"能力陷阱"，提议以问题驱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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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总结了随机化实验和自然实验研究设计的完善，提高了实证经济学信度的"信度革命"。
• Arrow, K.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 概要：从信息非对称性和不确定性解释医疗市场的特殊性，这是医疗经济学的起点。
• Auerbach, A. J., & Gorodnichenko, Y. (2012). Measuring the Output Responses to Fiscal Policy. AEJ: Economic Policy, 4(2), 1–27.
  • 概要：显示乘数在经济扩张期为0～0.5，不景气期为1～1.5，在不同阶段差异很大。
• Azoulay, P., Fuchs, E., Goldstein, A. P., & Kearney, M. (2019). Funding Breakthrough Research: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ARPA Model".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9, 69–96.
  • 概要：考察DARPA型研究资金配置的特点（定期经理人的裁量、容许失败）及其向其他领域的可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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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NIH研究费1,000万美元产生民间专利2.3件，其中一半波及其他疾病领域。
• Baldwin, R., & Freeman, R. (2022). Risks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4, 153–180.
  • 概要：论证本土化回流不一定减少风险，需要比较风险与报酬的框架。
• Bardach, E. S., & Patashnik, E. M. (2023). A Practical Guide for Policy Analysis: The Eightfold Path to More Effective Problem Solving (7th ed.). CQ Press.
  • 概要：以"8条路径"（界定问题→收集证据→构建替代方案→选择标准→预测结果→直面权衡→做出决定→提供说明）展示政策分析的实务程序，是标准入门书。
• Bartelme, D., Costinot, A., Donaldson, D., & Rodríguez-Clare, A. (2025). The Textbook Case for Industrial Policy: Theory Meets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3(5), 1527–1573.
  • 概要：基于规模经济的最优产业政策的福利效应即使在开放经济中也只是"并非突出"的规模。
• Barwick, P. J., Kalouptsidi, M., & Zahur, N. B. (2025).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Shipbuilding Industr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2(6).
  • 概要：对中国造船业约6,240亿元补助提高市场份额40个百分点，但利润仅1,530亿元，进入补助属于浪费。
• Baumgartner, F. R., & Jones, B. D. (1993). 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概要：显示政策重复长期稳定与稀有急变（断续平衡），后续研究确认预算分配变化也呈相同分布。
• Baumol, W. J., Panzar, J. C., & Willig, R. D. (1982).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概要：体系化了"可竞争市场"理论——如果沉没成本较小，即使在垄断市场中进入威胁也能规制价格。
• Beblawi, H., & Luciani, G. (Eds.) (1987). The Rentier State. Croom Helm.
  • 概要：提出依赖资源收入且不向国民征税的"寻租国家"概念。
• Benartzi, S., Beshears, J., Milkman, K. L., et al. (2017). Should Governments Invest More in Nudg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8), 1041–1055.
  • 概要：显示信息干预（助推）的单位美元行为变化有时大幅超过传统手段，如退休储蓄增加年度捐款100美元（税优为2.77美元）。
• Besley, T., & Persson, T. (2011). Pillars of Prosper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国家能力论——只有征税、契约执行、公共服务能力互补发展的国家才能致富。
• Beveridge, W. (1942).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HMSO.
  • 概要：提议综合社会保险和国民最低保障，成为战后福利国家的设计蓝本的报告书。
• Blanchard, O. (2019). Public Debt and Low Interest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4), 1197–1229.
  • 概要：论证当利率低于增长率时，公共债务的财政成本为零，福利成本也可能很小。
• Blanchard, O. J., & Leigh, D. (2013). Growth Forecast Errors and Fiscal Multipli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 117–120.
  • 概要：从欧洲财政巩固期增长预测系统性偏低，说明当时乘数假设过低。
• Bloom, N., Jones, C. I., Van Reenen, J., & Webb, M. (2020). 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4), 1104–1144.
  • 概要：显示美国研究生产率持续年下降5%以上，维持增长需增加研究投入。
• Boardman, A. E., Greenberg, D. H., Vining, A. R., & Weimer, D. L. (2018). Cost-Benefit Analysis: Concepts and Practice (5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成本效益分析标准教材，规范了从确定替代方案到提出建议的10个步骤，体系化了分析各阶段所需判断（谁的效益计入、贴现率、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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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生成式AI的采用使客户支持生产率平均提高15%，效果在经验较浅的劳动者中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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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政治家和官僚也受自身利益驱动的公共选择论基础，是"政府失灵"论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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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显示1990年代日本的僵尸贷款抑制了健全企业的投资和就业。
• Card, D., Kluve, J., & Weber, A. (2018). What Works? A Meta Analysis of Recent 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 Evaluation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6(3), 894–931.
  • 概要：职业培训等的短期效果几乎为零，但2～3年后转正，在培训型、女性、长期失业者中效果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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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环境约束"理论——无法逃脱的环境、人口增长和战争促进了国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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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分析美国138次最低工资提高，显示低工资就业几乎未减少而工资上升。
• Chalfin, A., & McCrary, J. (2018). Are U.S. Cities Underpoliced? Theory and Evide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0(1), 167–186.
  • 概要：显示警察增员减少犯罪，社会效益超过成本，论证美国许多城市警察不足。
• Chetty, R., & Finkelstein, A. (2013). Social Insurance: Connecting Theory to Data. In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5, 111–193. Elsevier.
  • 概要：社会保险最优设计的总述，在理论和数据中连接，根据在保险功能和逆向选择的纠正。
• Chetty, R., Friedman, J. N., & Rockoff, J. E. (2014). Measuring the Impacts of Teachers II: Teacher Value-Added and Student Outcomes in Adulthoo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9), 2633–2679.
  • 概要：大规模数据显示学生向高附加值教师学习，成人后收入和大学升学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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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统计2023年全球引入2,500多项产业政策，71%属贸易扭曲性，约7成来自先进国。
• Finkelstein, A., & Hendren, N. (2020). Welfare Analysis Meets Causal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4(4), 146–167.
  • 概要：将公共资金边际价值（MVPF）定位为共同指标，翻译因果推论成果到跨政策厚生比较。
• Flack, J. C., Girvan, M., de Waal, F. B. M., & Krakauer, D. C. (2006). Policing stabilize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niches in primates. Nature, 439, 426–429.
  • 概要：实验显示除去高阶个体仲裁（警务）后，群体攻击增加合作关系破裂。
• Fleming, L., Greene, H., Li, G., Marx, M., & Yao, D. (2019). Government-funded research increasingly fuels innovation. Science, 364(6446), 1139–1141.
  • 概要：美国专利约3成依据联邦资助研究，该比例比1970年代增加3倍。
• Fried, M. H. (1967).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Random House.
  • 概要：提示平等社会→等级社会→分层社会→国家的政治演化框架。
• Furman, J., & Summers, L. H. (2020). A Reconsideration of Fiscal Policy in the Era of Low Interest Rates. Brookings/PIIE.
  • 概要：提议用实际净利息支付（GDP占比2%以下）而非债务余额作为可持续性的标准。
• Ghani, A., & Lockhart, C. (2008). Fixing Failed States: A Framework for Rebuilding a Fractured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列举从法治到公共借入现代国家应履行的10项功能，作为国家重建框架。
• Goldberg, P. K., Juhász, R., Lane, N., Lo Forte, G., & Thurk, J. (2024).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ector. NBER Working Paper 32651.
  • 概要：半导体跨境学习效果大，各国独立补助导致全球过度投资。
• Graeber, D., & Wengrow, D. (2021).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概要：显示史前社会季节性在平等和等级间往返的事例，批判"从平等到等级"的单向叙事。
• Grossman, G. M., Helpman, E., & Lhuillier, H. (2023).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Should Policy Promote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or Reshor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1(12), 3462–3496.
  • 概要：理论显示政策应促进的不是本土化回流而是采购来源多元化。
• Guyatt, G. H., Oxman, A. D., Vist, G. E., et al. (2008). GRADE: An Emerging Consensus on Rating Quality of Evidence and Strength of Recommendations. BMJ, 336(7650), 924–926.
  • 概要：提示GRADE标准将医疗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极低"四等级，分开推荐强度，将随机化实验列为最高证据等级的实务标准。
• Hahn, R. W., & Tetlock, P. C. (2008). Has Economic Analysis Improved Regulatory Decis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1), 67–84.
  • 概要：总结实施规制经济分析数十年，其对决策内容的影响有限，同时支持提高分析质量的方向。
• Hall, P. A., & Soskice, D.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分资本主义为市场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团体交涉调节的"协调市场经济"，论证制度互补性。
• Hanushek, E. A., & Woessmann, L. (2015). The Knowledge Capital of Nations. MIT Press.
  • 概要：显示学力（认知技能）而非在校年数解释长期增长，相差1个标准差年增长率约2个百分点。
• 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519–530.
  • 概要：论证经济所需知识分散在社会中，价格将其集约，中央计划受信息限制。
• Heckman, J. J. (2006).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Science, 312(5782), 1900–1902.
  • 概要：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随年龄递减，不利环境儿童的幼年投资收益最高。
• Hendren, N., & Sprung-Keyser, B. (2020). A Unified Welfar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3), 1209–1318.
  • 概要：比较133项政策的MVPF，低收入儿童投资平均5以上，许多自我回收，成人向为0.5～2。
• Henrich, J., & Gil-White, F. J. (2001). The evolution of prestige: Freely conferred deference as a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the benefit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2(3), 165–196.
  • 概要：论证人类地位有两条路径：用力强制的"支配"和对有能力者自发服从的"名望"。
• Hitch, C. J., & McKean, R. N. (1960). The Economics of Defense in the Nucle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基于RAND研究所研究，建立了系统分析和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将国防分析为"以最小成本达成既定目标"的问题。
• HM Treasury (2026). The Green Book: Appraisal and Evaluation in Central Government. HM Treasury.
  • 概要：英国政府事业评价统一指南，以证据→目标→评价→监督→事后评价→反映的ROAMEF循环贯穿政策全过程，2026年修订削减篇幅4成以上，弱化了对成本效益比的偏重。
• Hobbes, T. (1651). Leviathan. (邦译《利维坦》)
  • 概要：从自然状态的悲惨出发，推导人们放弃自由向绝对主权者服从的社会契约，"利维坦"随后成为强大国家权力的比喻。
• Holliday, I. (2000).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48(4), 706–723.
  • 概要：将东亚福利定位为依附经济增长的"生产主义型"，为Esping-Andersen的三类型补充了第四类。
• Hood, C. (1983).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Macmillan.
  • 概要：提示政府政策手段的分类框架（NATO），分为信息、权威、财源、组织四资源。
• Howell, S. T. (2017). Financing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R&D Gra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4), 1136–1164.
  • 概要：能源部SBIR初期补助使获得企业获得VC资金的概率约翻倍。
• IMF (2020). Fiscal Monitor, October 2020: Public Investment for the Recovery, Chapter 2.
  • 概要：在高不确定性局面公共投资乘数超过2，GDP占比1%的投资在2年内最多推高GDP 2.7%。
• IMF (2024). Fiscal Monitor, April 2024: Expanding Frontiers — Fiscal Policies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Chapter 2.
  • 概要：公共研究费对民间研究开发的诱导效应大于税制，GDP占比0.5%的研究支持追加投入长期可最多提高GDP 2%。
• IMF (202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5, Chapter 3: Industrial Policy — Managing Trade-Offs to Promote Growth and Resilience.
  • 概要：介入的8成以上为补助金型，1件直接支持在3年后提升附加价值0.5%、生产性0.3%。中国的支持约为GDP的4%。
• Johnson, C.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通过通产省主导的产业政策解释日本的高速增长，推广了"发展国家"概念。
• Juhász, R., & Lane, N. (202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8(4), 27–54.
  • 概要：政府失败不是内在于干预本身，而是当政策的雄心超越国家的政治和行政能力时才会发生。
• Juhász, R., Lane, N., Oehlsen, E., & Pérez, V. C. (2025). Measuring Industrial Policy: A Text-Based Approach. NBER Working Paper 33895.
  • 概要：通过政策文件的文本分析来测定产业政策。高收入国使用的频率是低收入国的6-18倍，且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 Juhász, R., Lane, N., & Rodrik, D. (2024).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6, 213–242.
  • 概要：总结了基于因果识别的新型实证研究，表明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已转向"设计得当即有效"。
• Kaplan, H., & Hill, K. (1985). Food sharing among Ache foragers: Tests of explanatory hypotheses. Current Anthropology, 26(2), 223–246.
  • 概要：实证验证了狩猎采集民的食物分配作为风险分散（保险）机制的功能。
• Kaufmann, D., Kraay, A., & Mastruzzi, M. (2011).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3(2), 220–246.
  • 概要：阐述了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标（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政府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反腐）的方法论。
• Keeney, R. L., & Raiffa, H. (1976). Decisions with Multiple Objectives: Preferences and Value Tradeoffs. Wiley.
  • 概要：将具有多个目标的决策系统化为多属性效用理论，通过各目标的效用和目标间的权重进行合成，这是一部经典著作。
• Keuzenkamp, J., Mazza, J., Rijkers, B., & Stapleton, K. (2026). The effectiveness of green place-based industrial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PNAS.
  • 概要：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能源社区加成大幅增加了太阳能投资，但未检测到对地区就业的效果。
•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 概要：理论化了政府在衰退期创造需求以稳定就业的作用，成为财政"经济稳定"功能的起点。
• Khazanov, A. M. (1984).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表明游牧社会的政治组织是在与毗邻农耕国家的贸易和掠夺关系中发展而成的。
• King, A. J., Johnson, D. D. P., & Van Vugt, M. (2009).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leadership. Current Biology, 19(19), R911–R916.
  • 概要：从动物到人类，整理了集体行为中领导力和追随的进化起源的总体情况。
• Klein, E., & Thompson, D. (2025). Abundance. Avid Reader Press.
  • 概要：将住房、能源和交通供应短缺的原因归咎于监管和程序，呼吁进行供给侧制度改革。
• Kohler, T. A., et al. (2017). Greater post-Neolithic wealth disparities in Eurasia than in North America and Mesoamerica. Nature, 551, 619–622.
  • 概要：从住房规模推断不平等，表明农业开始后，尤其是在拥有役畜的欧亚地区，不平等扩大了。
• Kydland, F. E., & Prescott, E. C. (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3), 473–491.
  • 概要：阐明了政府破坏未来承诺的激励机制中的"时间不一致性"，论证了在某些情况下规则优于裁量权。
• Lane, N. (2025).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40(3), 1683–1741.
  • 概要：韩国的重化工业化促进了目标产业和下游产业的增长，其效果在政策结束后仍然持续。
• Legatum Institute (2023). The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23. Legatum Institute.
  • 概要：以安全、自由、治理、社会资本、经济、健康、教育、环保等12个支柱衡量167个国家的繁荣指数。
• Lerner, J. (2009).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对比了政府风险投资支持的成功案例和众多失败，确定了条件为"跟随民间判断、有时限、规模与市场相适应"。
• Levitsky, S., & Way, L. A. (2010).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作为独立的体制类型分析了虽然举行选举但不公平的"竞争性权威主义"。
• Levitsky, S., & Ziblatt, D. (2018). How Democracies Die. Crown.
  • 概要：比较分析了民选领导人从内部削弱司法、媒体和选举制度的"民主衰退"过程。
• Lijphart, A.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将民主制分为多数决型和共识型，表明共识型带来更充分的福利和更稳定的政策。
• Lindert, P. H. (2004). Growing Public: 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I: The 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用历史数据展示了社会支出大幅扩大并未阻碍增长的"免费午餐悖论"，将原因归结为税收构成（以消费税为中心）、提高就业和生产率的给付设计、普遍主义导致的低行政费用。
• Madrian, B. C., & Shea, D. F. (2001). The Power of Suggestion: Inertia in 401(k) Participa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4), 1149–1187.
  • 概要：表明企业养老金的自动加入大幅提高了加入率，实证了默认设置作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 Mann, M. (1984).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5(2), 185–213.
  • 概要：将国家权力区分为无需社会同意即可采取行动的"专制权力"和渗透社会以执行政策的"基层权力"。
• Mayshar, J., Moav, O., & Pascali, L. (2022).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Land Productivity or Appropri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0(4), 1091–1144.
  • 概要：表明决定国家成立的不是土地的丰富，而是像谷物这样易于储存和征收的作物的存在。
• Mazzucato, M. (2013).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Anthem Press.
  • 概要：阐明政府投资是互联网和GPS等划时代技术的源头，提出了承担风险的"创业型国家"。
• Mazzucato, M. (2018). Mission-oriented innovation polic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7(5), 803–815.
  • 概要：整理了将社会课题作为使命设定、跨越多个产业指导投资的政策设计原则。
• Meltzer, A. H., & Richard, S. F. (1981).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914–927.
  • 概要：模型化了选举权扩大导致选民中位收入下降、再分配诉求增强、政府规模扩大的过程。
• Mian, A. R., Straub, L., & Sufi, A. (2025). A Goldilocks Theory of Fiscal Defici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5(12), 4253–4291.
  • 概要：赤字"搭便车"的空间还取决于储蓄需求，推断美国较小而日本相对较大。
• Musacchio, A., & Lazzarini, S. G. (2014). Reinventing State Capitalism: Leviathan in Business, Brazil and Beyo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实证分析了国家作为企业多数股东或少数股东参与的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的类型和效果。
• Musgrave, R. A. (1959).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McGraw-Hill.
  • 概要：将财政功能整理为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经济稳定三个方面的经典著作。本文"干预的四个依据"的起点。
• NICE (2022). NICE Health Technology Evaluations: The Manual (PMG36).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 概要：英国医疗技术评估的方法指南。界定决策问题、比较对照、NHS视角、用QALY测量成果、概率敏感性分析、以阈值判断为"参考情景"。阈值于2026年4月修订为2.5-3.5万英镑。
• Norris, P., & Inglehart, R. (2019).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实证分析了发达国家民粹主义上升作为对文化价值观变化的反动。
•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论证了产权和合同执行等制度通过交易成本决定经济成果，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基础。
• North, D. C., & Weingast, B. R.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4), 803–832.
  • 概要：论证了17世纪末英国议会主权和国债制度的确立降低了政府借贷成本，为财政国家奠定基础。
• OECD (2011). How's Life? Measuring Well-being. OECD Publishing.
  • 概要：在收入、工作、健康、教育、环保、主观幸福等11个领域提示了衡量各国生活的"更好生活指标"。
• OECD (2025). 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25. OECD Publishing.
  • 概要：比较OECD各国政府活动的统计集。按功能分类（COFOG）的政府支出构成（2023年，OECD平均）为：社会保护31%、卫生19%、一般行政14%、教育11%、经济事务11%、国防5%、公共秩序与安全4%等。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明确了"集体行动问题"——全员协作各方得益但个人不愿协作——解释了公共财的供应不足和利益团体逻辑。
• Olson, M. (199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567–576.
  • 概要：论证了从"流动盗匪"向"定居盗匪"的转变使统治者有动机抑制税收并提供公共财。
• OMB (2003). Circular A-4: Regulatory Analysi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 概要：美国规制影响分析指南。要求说明必要性、检讨替代方案（含性能标准、市场手段、信息提供、非规制），推算利益和成本，分析不确定性和分配。2023年修订于2025年撤回，恢复本版。
• Ostry, J. D., Berg, A., & Tsangarides, C. G. (2014).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4/02.
  • 概要：不平等越小的国家增长越快、越可持续，再分配本身除极端情况外不损害增长。
• Peacock, A. T., & Wiseman, J. (1961).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展示了每遇战争等危机，政府支出水平就上升一步并稳定的"转位效应"。
• Philippon, T. (2019). 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实证美国企业集中度提高、竞争减弱导致投资和工资被压抑，论证了竞争政策的重要性。
• Pomeranz, D. (2015). No Taxation without Information: Deterrence and Self-Enforcement in the Value Added Ta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8), 2539–2569.
  • 概要：通过智利实验表明增值税的交易记录能自我执行地抑制逃税，实证了税收是信息问题。
• Ramey, V. A. (2019). Ten Year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Renaissance in Fiscal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2), 89–114.
  • 概要：整理金融危机后的海量研究，得出政府支出乘数在0.6-1.0范围内的结论。
• Rodrik, D. (2022). An Industrial Policy for Good Jobs. The Hamilton Project, Brookings.
  • 概要：将产业政策目标置于制造业保护之外的"好工作"创造，提案包含服务业的协作型设计。
• Ross, M. L. (2001). 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3(3), 325–361.
  • 概要：通过税收、支出、压制的途径实证了石油收入越多的国家民主化越晚。
• Rotberg, R. I. (Ed.) (2003). When States Fai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将国家应供给的"政治财"层级化为安全、法治、政治参与、医疗教育、基建，将国家失败定义为这些供给的欠缺。
• Sahlins, M. (1963). 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3), 285–303.
  • 概要：对比通过分配获得追随者的"大人物"和基于世袭地位的"酋长"的政治人类学经典。
• Salamon, L. M. (Ed.) (2002).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系统比较了直接供给、规制、补助、贷款、保险、税收支出、代金券、信息提供等14种政策工具。
• Samuelson, P. A. (1954).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6(4), 387–389.
  • 概要：明确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除性的公共财在市场上会供给不足。
• Scott, J. C. (2017).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论证最初的国家是以谷物为税基的"谷物国家"，文字、城墙、征税一体发展。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论证应以人"能做什么"（潜能）而非收入衡量繁荣，为人文发展指数奠定理论基础。
• Service, E. R. (1962).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Random House.
  • 概要：将政治组织发展整理为乐队→部族→酋长制→国家的阶段。
• Smith, A.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邦译『国富论』)
  • 概要：第5编将政府义务限定为国防、司法、公共事业三项，将公共事业范围定义为"个人无利可图但社会有益的事项"。
• Stiglitz, J. E., Sen, A., & Fitoussi, J.-P. (2009).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 概要：主张政策评估应在GDP基础上加入健康、教育、环保、主观幸福的报告书。
• Tanzi, V., & Schuknecht, L. (2000).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展示先进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从1870年约1成扩大到1990年代超4成，其大部分为社会保障。
• Thaler, R. H., & Sunstein, C. R. (2008).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提出通过选择设计（如默认设置）引导人们行为的"轻推"作为政府工具。
• Tilly, C.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Blackwell.
  • 概要：论证战争遂行需要促进征税和官僚制发展，形成了近代国家的国家形成论。
• Tullock, G. (1967).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5(3), 224–232.
  • 概要：表明为获得补助和规制而进行的活动（寻租）浪费资源。
• Turchin, P., Currie, T. E., Turner, E. A. L., & Gavrilets, S. (2013). War,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Old World complex societies. PNAS, 110(41), 16384–16389.
  • 概要：用模拟再现3000年间的国家兴衰，表明骑马战争激化最能解释大规模社会形成。
• UN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S/70/1). United Nations.
  • 概要：制定了由17个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构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5个P"（人、地球、繁荣、和平、伙伴关系）国际共享国家发展方向。
• V-Dem Institute (2025). Democracy Report 2025.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 概要：每年测量世界民主制状况的报告书。近年报告称世界人口约7成生活在权威主义体制下。
• Vedung, E. (1998). Policy Instruments: Typologies and Theories. In M.-L. Bemelmans-Videc, R. C. Rist, & E. Vedung (Eds.), Carrots, Sticks and Sermons: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eir Evaluation (pp. 21–58).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概要：将政策工具分为规制（鞭子）、经济手段（胡萝卜）、信息（劝诫）三类，是政策学最常被引用的分类之一。
• Vivalt, E., Rhodes, E., Bartik, A. W., Broockman, D. E., & Miller, S. (2026).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a Guaranteed Incom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NBER WP 32719).
  • 概要：月供1000美元的无条件给付使就业率下降约4个百分点，劳动时间每周减少1-2小时。影响有限但非零。
• Wagner, A. (1883). Finanzwissenschaft.
  • 概要：提出经济越发达政府活动范围和支出越扩大的"瓦格纳法则"。
• Way, R., Ives, M. C., Mealy, P., & Farmer, J. D. (2022). Empirically grounded technology forecasts and the energy transition. Joule, 6(9), 2057–2082.
  • 概要：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一直超过预测，快速转变比缓慢转变可能便宜数万亿美元。
• Weber, M. (192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Mohr. (邦译『经济与社会』『支配的诸类型』)
  • 概要：将支配的正当性整理为传统的、超凡的、合法的三类型，分析了近代官僚制作为合法支配的装置。
• Weimer, D. L., & Vining, A. R. (2017). Policy Analysis: Concepts and Practice (6th ed.). Routledge.
  • 概要：将政策工具整理为市场自由化·促进、补助与课税、规则设定、非市场供给、保险和缓冲垫五类的政策分析标准教科书。
• Weinstein, M. C., & Stason, W. B. (1977). Foundations of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for Health and Medical Practic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96(13), 716–721.
  • 概要：明确了医疗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奠定了按QALY成本比较医疗行为方法的基础。
• Weitzman, M. L. (1974). Prices vs. Quantit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4), 477–491.
  • 概要：表明不确定性下数量规制和价格（税）哪个更优取决于成本曲线和损害曲线的斜率。
• Wildavsky, A. (1964). The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 Little, Brown.
  • 概要：表明预算不是理性最优化，而是以前年为基准通过协商决定小幅增减的"增量主义"编制，是预算过程研究的经典。
• Wolf, C., Jr. (1979). A Theory of Non-Market Failure: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1), 107–139.
  • 概要：针对市场失灵提出"非市场（政府）失灵"，将其类型化为成本和收入背离、组织内部目标、衍生外部性、分配不公。
• Woodburn, J. (1982). Egalitarian Societies. Man, 17(3), 431–451.
  • 概要：从民族志表明了即时收益型狩猎采集社会如何防止个人权力积累。
• World Bank (199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概要：将国家功能整理为最小限（纯公共财）、中等（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完全、社会保险）、积极的（调整、再分配），论证了根据国家能力选择角色。
• Zwick, E., & Mahon, J. (2017). Tax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Investment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1), 217–248.
  • 概要：美国奖金折旧使对象投资增加10-17%，中小企业反应约为大企业的2倍。